日前，华尔街日报的一则报道引起关注。投资公司RIT Capital Partners携手科瑞集团和Quercus Ventures宣布，计划从国内募集约相当于7.5亿美元的人民币资金投资海外，开私募出海之先河。

    私募，即private equity，是由一般合伙人与其他股权投资者一起，以自有资金为股本，借助高倍杠杆进行多样化投资的机构。一般合伙人相当于基金经理，而其他投资者虽然也被称作合伙人，但不参与私募的日常经营。

    私募在金融危机爆发前曾风光无限。黑石、凯雷、KKR等为大众熟知。近些年国内的私募也有长足发展，但在国内募集资金出海投资，还是头一遭。这里，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跨境资本流动管制是防范国际热钱的超级防波堤。而资本项下人民币兑换管制是这一防波堤的基础，也是私募出海的最大政策障碍。但在人民币国际化的大趋势下，防波堤上陆续开了几道泄洪闸，管制措施逐渐松动，这为私募出海提供可能。

    最常见也最大的闸门，是国内企业海外直接投资。随着政府对企业“走出去”的态度由八九十年代的“严管”，转变为目前的“鼓励”，企业出海审批简化、上限提高、权利下放。但对金额较大的项目，仍需发改委、商务部“逐单”审批。换句话说，这道闸门加了锁，并非人人可过。

    另一道泄洪闸是曾经火爆一时的QFII和QDII。前者允许境外投资者在境内进行人民币投资，后者允许内地居民利用外汇储蓄投资海外。两者都没有触及人民币在资本账户下的兑换问题，是道浅浅的闸门，没碰到防波堤的基础。

    今年1月，防波堤上又开新口子。央行以1号文件的形式发布《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允许境内试点机构用人民币开展境外直接投资，实际上等于放行人民币在资本项下自由兑换，也给私募出海提供了回旋余地。

    国内募集资金出海投资能否成行，关键就在于筹备私募的幕后公司中，有没有取得试点资格的境内机构，以及试点是否允许外资机构参与。目前看来，这两点似乎都没有问题。私募出海在政策操作上的确可行。

    私募出海有利也有弊。

    从有利的方面来说，在宏观政策面上，私募出海可谓恰逢其时。其一，它是对国际热钱涌入的反向平衡，可以把国内多余的流动性释放到海外，有利于缓解通胀。其二，私募出海将外汇储备变成各类实体资产，有利于对冲汇率和通胀风险。其三，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经之路，有利于加强人民币发钞人的独立信用。

    在微观操作面上，私募身份的政治敏感性较低，在海外进行股权投资的阻力远小于国企，较容易以合理的价格竞购到优质资产。而且私募周转速度、灵活性、风险偏均较高，对追求高回报的投资者吸引力较强。这实际上给国内热钱提供一个新去处，帮助缓解国内投资渠道狭窄、千军万马闹房市的问题。

    但是，私募出海也有可能带来各种问题。

    与企业海外直投、QDII等其他投资通路比较，私募最大的优势就是对投资者没限制，人人皆可参与，对投资项目没限制，事事皆可参与。

    私募投资主要追求财务上的回报，而资金周转速度是决定回报率的关键。若在程序上走逐单审批的老路，势必造成私募经营成本大幅飙升，变得毫无吸引力。

    但若放任不管，难免泥沙俱下，使得私募有变成某些见不得光的贪、腐资金跨国转移，甚至黑钱洗白的通路。

    监管松弛可能致使私募出海沦为国际热钱的撤退管道。在经济过热时，热钱通过各种合法或非法渠道挤进国内，在经济走软的时候，再打着私募的旗号一跑而空，造成国内市场大起大落。此类风险也不得不防。

    想在放开和监管私募出海之间取得平衡，或许可以采用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循序渐进。从小规模私募开始，从海外投资经验较丰富的金融机构开始。将私募出海和建设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结合起来，让私募绕道香港再出海外，缓冲对内地的冲击。

    还可以设立投资门槛控制风险。要求私募提供质押担保物，或由汇丰、大摩等提供操作服务，同时分担一部分监管责任。另外，私募的高杠杆带来高风险，因此要严限银行、保险资金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