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伟大抗美援朝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

这种精神，让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军队畏惧，这种“谜一般的东方精神”，从何而来？

事实上，志愿军战士之所以能产生远超古今中外任何军队的强大精神力量，其直接原因是解放战争中后期，党在人民军队中开展的史无前例的“新式整军”运动。

新式整军运动，作为人民军队建军史上的重要一页，不仅创造了许多奇迹，还留下了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这种财富运用于企业管理当中会发挥什么作用呢？

“新式整军运动”的历史背景

1947年夏，解放战争进入了第二个年头。中国人民解放军抵挡住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初步稳定了战争形势，扩大了军队规模，并在局部地区转入反攻。然而，就在战争局势逐步向好的时候，解放军的组织和管理却出现了相当严重的问题。

问题的主要表现是，部队的思想出现了混乱——很多战士不理解为何而战，为谁而战，以至于全国各地的解放军部队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斗志衰减、军纪松弛、军民关系紧张等现象，直接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

通过对各种乱象的剖析，党逐步找出了产生思想混乱问题的两个直接原因：

一是部队成分日趋复杂。

在解放战争进行大约一年之后，解放军部队的人数尽管有所扩充，但是兵源却日趋复杂：除了在抗日战争期间即参加了人民战争的老红军和老八路、新四军之外，部队里新增了大批来自解放区、刚刚经历了土地改革的“翻身农民战士”，并补充了大量国民党军队俘虏兵（当时被称为“解放战士”）。

老革命、翻身农民兵和解放战士三类人的经历背景完全不同，思想状态差异巨大。比如，老革命觉得解放战士贪生怕死不可靠，解放战士觉得老革命“太土”——很多武器和战术都不会用，等等……这样一来，战士们在训练和战斗中难以相互团结，就直接影响了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二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没有跟上形势发展。

解放战争初期，党对部队的思想教育内容主要是强调“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破坏和平发动内战”，但是这种教育非常抽象，难以解决部队里各种背景的战士们所存在的不同思想问题：

在老革命战士中，经历过土地革命的老红军对于阶级矛盾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因而革命意志相当坚决，但是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战争，老红军队伍损失很大，在解放战争时期的部队中所占比例已相当有限；

而在抗日战争期间参军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战士，则遇到了新的思想问题——抗战期间，党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着重强调民族矛盾而不强调阶级矛盾，与开明地主的合作也很密切。

于是当内战再次爆发时，很多八路军、新四军战士就感到迷惑：“原来我们歌里唱‘打走日本好回家’，现在日本已经被打走了，为啥还不让回家？”

翻身农民战士们的革命意志也不够坚决。土地改革后，虽然翻身农民们的家庭经济条件逐步改善，但人的天性就是贪恋美好生活的——解放区的经济发展，最初并没有提升翻身农民战士们的战斗意志，反而使他们中的很多人滋生了“早点打完仗，早回家种地”的消极心理；

加上当时的思想教育主要是在大谈“蒋介石如何如何反动”，可翻身农民们对蒋介石个人完全不了解，也就难以产生仇恨心理，直接影响了战斗意志。

解放战士们的思想问题最为严重。这些战士在国民党部队里大多受过反共教育，被俘参加解放军后非常反感同国民党军为敌；同时他们又在国民党军队里沾染了一身恃强凌弱、享乐怕苦的坏习气，对部队的士气和军民关系的破坏极大。

以至于当时在陕西这样一个老革命据地，部分解放战士都给当地带来了严重的骚扰——强买强卖、抢劫走私，殴打群众等等，导致当地群众认为他们“除了不强奸妇女之外，跟胡宗南的部队一个样。”

部队成分的复杂和思想政治教育的落后造成了若干严重后果：部队组织性纪律性明显下降，训练水平提升不上去，打仗时不勇敢不坚决，还出现了大量逃兵，军民关系也遭到严重破坏等，这就直接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和作战效果。在当时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还占据着军事和经济方面优势的情况下，长此以往，后果不堪设想。

“新式整军运动”的初期探索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从中央到各地，从部队到地方，都在不断探索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法。

毫无疑问，随着解放区土地改革的不断深入和解放战争的逐步发展，部队的成分只会越来越复杂——这个现象是客观存在的，是解决不了的，所以必须从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做文章。

思想政治教育肯定要搞，“战士们为何而战”的问题肯定要回答，但教育究竟要怎么搞，问题究竟要怎样答？还像之前那样大谈什么“蒋介石是破坏和平的反动派”，显然收效甚微；对广大文化水平不高的战士们讲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和政治经济学，显然也不可能取得什么效果。

要想解决“为何而战”的思想问题，必须要从战士们的亲身经历和切身体会入手。

在这方面最早取得重要突破的，是东北民主联军（就是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前身）3纵7师20团3营9连的指导员赵绪珍。他从解放区土地改革过程中的“诉苦会”获得启发，从1946年秋冬季节开始，在所在连队搞起了“诉苦教育”的活动，就是让战士们讲述过去在地主压迫下，和在国民党军队里所遭受的苦难，唤起内心的仇恨，进而激发起战斗意志。

赵绪珍在9连的诉苦活动很成功，到了1947年初的“一保临江”战斗时，经过了诉苦教育的部队迸发出强烈的战斗意志，诉苦教育也由此得到了上级的肯定，被推广到了7师。同年夏天，7师的经验被推广到了整个3纵；

到了8月26日，《东北日报》刊登了题为《辽东我军某部根本改造教育工作》的长篇报道，详细介绍了3纵经验，同时还刊发了罗荣桓主持起草的社论《部队教育的方向》，进而把诉苦运动推广到东北全军。

9月28日，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把3纵经验电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经毛泽东修改后转发全军。以“诉苦教育”为起点的“新式整军运动”由此逐渐在全军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新式整军运动”的基本内容和方法

赵绪珍在东北民主联军的探索，只是当时的一个典型和缩影。事实上，当时全军上下都在各自的区域开展了类似的探索；同时，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诉苦教育和新式整军运动的指示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各解放区、各部队也因地制宜地提出了不同的操作方法。

因此，新式整军运动的基本内容和方法呈现出“大同小异”的特点，以下的内容不是当时成文的规定，而只是本文作者（知乎吴建明）的个人总结而已：

第一阶段：“倒苦水”

新式整军运动的第一步，就是通过诉苦会的形式，让战士们倾倒出内心的苦水，唤起仇恨、激发斗志。

各级部队和政治工作者在召开诉苦会之前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否则“诉苦教育”就会变成一锅夹生饭。具体来说，要做三方面的准备：

第一步，寻找典型人物。

部队的基层政治工作者（主要是连指导员和副指导员，以及营教导员等）首先要通过分别谈心的方式，寻找到本部队开展诉苦教育的典型人物。

这种典型人物要有两方面的特征：一是有着典型的受苦经历，对自身的苦难历程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二是表达能力要强，要能说会道，讲话要有感染力。

应该说，找到满足第一个特征的战士很容易。因为当时的战士——无论是老革命，还是翻身农民还是解放战士，九成以上都是贫苦农民出身，大多有过给地主当牛做马的经历和悲惨的身世命运；

但是，当时的战士们文化水平普遍不高，要找到其中表达能力较强的战士，就需要指导员们不断深入地和战士们谈心，去耐心地寻找、精心地引导。

事实证明，尽管表达能力极为出色的战士不易找到，但是从一个一百多人规模的连队里，还是能找出几个具备基本表达能力、能把话讲清楚的典型人物的。

第二步，精心布置会场。

诉苦会的会场布置也马虎不得：一是选址要相对安静，要能避免被群众频繁打扰；二是现场要布置得庄严肃穆，起到烘托气氛的作用。

有的部队在诉苦会上布置了灵堂，祭奠被地主和反动派迫害致死的亲人们；有的部队布置了挽联和口号标语；还有的部队在现场布置了“苦情簿”、“报仇簿”等等，配合会议的进程开展“苦情登记”和“报仇登记”，事实证明效果都非常好。

第三步，严肃会场纪律。

诉苦会开始前，要向部队宣布纪律。禁止在会议时私下讲话，禁止随便走动，禁止吃东西和吸烟，以保证会场的气氛和会议的效果。

第四步，召开诉苦大会。

诉苦会一般以连排为单位进行，规模不宜过大，否则讲话听不清楚，影响效果；规模也不宜过小，如以班为单位进行，人数太少，会影响气氛和效果。

召开诉苦会时，只安排典型人物诉苦，而不讲任何革命大道理，从而从情感上带给战士们以极大的震撼。

在各部队开展的诉苦活动中，由于构思合理、准备充分，更由于当时中国的社会阶级矛盾极其尖锐，诉苦事例既真实又沉痛，很能得到与会战士们的普遍共鸣，所以出现了很多极具震撼力的典型事例。

比如最早开展诉苦教育的东北三纵，某营机枪连的副班长任纪贞在会议中带头发言：“俺是山东蒙阴人，爹给地主放了200多只羊，一年能繁殖150只羊，每只羊能卖两元钱，羊粪收入的钱就更多了，全归了地主，可地主一年只给我爹15元工钱，加上管吃，合在一起也不过30元，吃的都是豆腐渣。

除了放羊，（俺爹）每天要挑水干其他活，腰都累弯了，累得病倒了，地主还逼他上山伐树。伐到第2棵时就没劲了，一斧子砍在腿上。”说到这里，任纪贞哭了。

他接着说：“俺爹昏过去了，当乡亲们把他从山上抬下来时，快要咽气了，想喝碗高粱面糊糊，但家无一粒粮。”任纪贞说到这里抱头痛哭。

过了一会，他接着讲：“娘去地主家想借碗高粱面，地主婆说：‘留着粮食喂狗还能看门，给你们吃有什么用。’……娘回来爹就咽了气，下葬连棺材也没有。”他哭得再也讲不下去了。

“全连都低下了头，有几个哭出了声，”又有几个战士站起来说起自己的悲惨经历，全连哭成了一片，哭了很长时间。

又比如，当时东北部队著名的诉苦典型人物房天静——他是山东淄博人，父亲给地主家当长工，自己十几岁就被日本鬼子抓到本溪煤矿当劳工，受尽了日本鬼子的压迫剥削，经常被鬼子和把头打骂。

1942年淄博闹灾荒，父母也想儿子，全家逃荒闯关东，路上卖了两个弟弟当盘缠，母亲因为伤心病倒没钱治病而悲惨地死去。大爷得了霍乱病，不能下矿洞挖煤，被日本鬼子用镐把活活地打死了。

日本投降后，他在本溪参了军。因为对共产党、八路军缺乏认识，经常讲怪话，发牢骚，顶撞领导，打仗时不愿积极靠前，是连里有名的落后分子。平时怕‘丢人’，不愿讲自己受穷受苦的遭遇。

连里诉苦时，开始他不愿发言，后来在其他同志的启发下，他悲愤地控诉了地主老财、鬼子把头对一家人的残酷迫害。他一边痛哭控诉，一边跺脚大喊：‘都是父母生的，都是一个人，穷人为什么这样苦？富人这样狠？’全连战士深受触动。

同时经过诉苦，房天静本人的思想进步了，工作积极了，在一保临江战斗中，成了全纵队第一名战斗英雄。

在组织诉苦会期间，还有的部队组织了文艺演出，战士们通过观看《白毛女》、《血泪仇》等戏剧，进一步激起了对敌人的满腔仇恨；有的部队在诉苦会上，还安排了“灵前宣誓”、“登记苦情”等环节，极大地激发了战士们的战斗意志。

第二阶段：“挖苦根”

经过诉苦大会，战士们倒出了内心的苦水，战斗意志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同时，诉苦会还达到了团结部队的效果：开诉苦会之前，部队里的老革命和解放战士互相不服气，解放农民战士则是一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经过诉苦会，战士们发现原来大家受的是一样的罪、吃的是一样的苦，顿时消除了彼此的隔阂，产生了阶级感情。

然而，开诉苦会只能完成感情的宣泄，还没有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最开始有些部队的经验不足，开完诉苦会之后没有进一步的跟进措施，这样过了一段时间，诉苦会的效果就大打折扣了。

于是，很多部队的政治工作者逐渐总结出了新式整军运动的第二阶段任务：“挖苦根”。——开完诉苦会，战士们理所当然地会产生一个疑问：为啥我们过得这么苦？

为了解答这个疑问，部队并没有自上而下地直接灌输马列主义思想，而是组织战士们继续自下而上地开展讨论。

这种讨论往往是非常热烈的，比如西北野战军开始讨论时，“凡争论热烈的单位，饭也不吃，冷也不觉，非把问题闹清不干。”但是由于大多数战士没有接受过系统的马列主义教育（尽管有些战士以前接受过一些教育，但是教育的内容枯燥呆板，因此也没能深入人心），所以这种讨论往往得不出正确的结论。很多战士都把穷人受苦的根源归结于“穷人笨”，“穷人懒”，或者是“穷人天生命苦”之类的错误结论上。

到了这个环节，战士们在肉体上疲惫不堪，在精神上痛苦迷惘，部队的各级政治工作者就开始站出来引导战士们的思路了：解放军往往强制性地开展扫盲教育，很多战士都在很短的时间内摆脱了文盲或半文盲的状态，由此证明穷人并不笨；穷人一年到头忙碌不停，因此肯定也不懒；很多穷人一辈子烧香磕头拜佛，但神佛也没能改变穷人当牛做马的命运；更重要的是，部队的战士们来自五湖四海，而无论哪里的穷人，无论怎么拼死拼活，却依然改变不了自己挨饿受冻的命运。

政治工作者们由此证明：罪恶决不是单个地主或具体地发生的，大家来自山南海北，都受到同样的痛苦，都同样受冻受饿受辱挨打，这证明普天之下都存在着两种人，一种是压迫人的人，一种是受人压迫的人。

所有压迫人的人，都有国民党反动派撑腰，最后都归结到蒋介石那里；所有受人压迫的人，都被共产党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最后都归到共产党毛主席那里。

因此穷人的出路是不证自明的：只有跟着共产党跟着毛主席，拿起武器和国民党反动派做斗争才有活路，只有打垮老蒋，才能真正翻身做主人，才能过上人过的日子。

所以千万言语一句话，咱们当兵打仗不是为了别人，咱们是了全天下的穷苦人打江山。”

这样的“挖苦根“活动所取得的教育成果是巨大的。

我们举一个典型的例子：晋冀鲁豫军区6纵战士王克勤是1945年10月邯郸战役被俘参加解放军的，最初只是一个技术出众但情绪低落的机枪手，1946年的全营诉苦大会上，他的感情受到很大激荡，他边哭边说：“现在我才真正明白，当八路军是为我们穷人干，当国民党军是为老财干。我一定要在八路军里好好干下去，牺牲了也是光荣的。”

激发了热情的王克勤很快成为全军闻名的战斗英雄，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先后荣立九次战功。被提拔为机枪班长后，他忘我投入，很快把主要由新兵组成的机枪班带成了尖子班，他被评为带兵模范，晋冀鲁豫军区随后展开了“王克勤运动”。

经过这样一个思想过程，绝大多数战士对于革命的意义和自己的使命就有了正确而深刻的认识，从而从精神上彻底改头换面，成为了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第三阶段：全面整军

思想上的转变，需要以组织制度的方式加以落实和巩固。于是在“倒苦水”和“挖苦根”之后，全军又陆续开展了全面整军的行动，其基本内容是“三查”、“三整”、（部分部队还搞了“三促”）和“三大民主”。

“三查”是“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是“整纪律、整作风、整制度”；“三促”是“促团结、促进步、促斗志”。

尽管各个部队开展的具体内容和提法各不相同，但其精神内核是一致的，就是在“倒苦水”和“挖苦根”的基础上，真正把思想教育的成果落实在日常工作中，使之制度化、习惯化，从而实现不断的巩固和长久的维持。

三查、三整和三促在行动层面的具体落实，大多是通过民主生活会的方式，通过广泛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实现的，而其制度层面的基础，则是落实早在红军时期就曾广泛开展过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这三大民主：

1.政治民主，要求解放军官兵无论职位高低，无论分工差异，在政治和人格上一律平等。各级干部要充分尊重基层战士的人格尊严和政治权利，自觉接受基层战士和地方群众的监督；基层战士则要积极参加连队管理，踊跃提出合理建议。

2.经济民主，要求部队公平、公开地管理经济收支，通过民主监督的方式，保证各级领导干部杜绝贪污浪费、杜绝对基层战士经济利益的侵害，并且组织指战员们集思广益，不断提升经费的使用效率，不断改善战士生活。

3.军事民主，则要求部队在训练中采用官兵互教的方式，开展评教评学活动，不断提升训练水平；在战斗前后，则发动各级指战员献计献策，总结经验教训，解决战术和技术问题，不断提升作战能力。

可想而知，对于曾经在国民党军队中，受惯了长官和老兵们的人格侮辱和肉体虐待，受够了各级军官的层层克扣和盘剥压榨，在作战时更是毫无话语权、只能像个木头人一样机械地听命于长官指令去送死的解放战士们来说，解放军的三大民主带给了他们多么巨大的冲击和震撼！

经过了全面整军的解放军部队，政治气氛极大活跃、各级指战员畅所欲言；经济生活公开透明、基层战士的实际生活水平远高于国民党同级士兵；军事训练和作战更是生龙活虎。

通过全面整军，部队的精神面貌和军人风纪也是焕然一新，军民关系迅速恢复到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水平，广大解放区人民拥军优属，奋勇支前，逐渐凝聚成了一支无比强大的力量。

“新式整军运动”激发出强大力量

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以1947年9月28日毛泽东批转《东北民主联军第3纵队诉苦教育的报告》为标志，在全军陆续展开，到1948年夏天，全国各解放区和各野战军的整军运动基本完成。

经历了新式整军运动洗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迸发出惊人的战斗力：

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间，三大战役爆发。解放军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内，以伤亡24.4万人的代价，消灭国民党军队近155万人，基本肃清了长江以北的国民党军队，从根本上扭转了解放战争的局势。

1949年4月，渡江战役爆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以秋风扫落叶之势直捣国民党的统治心脏地区。

1949年10月，除西南7省区的部分地区之外，中国大陆解放，新中国成立。

1950年5月，除台湾和西藏外，中国全境解放。此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解放战士达280万人之多，占同期解放军总数的65%到70%。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7月，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入侵朝鲜；10月，联合国军逼近中朝边境，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先头部队跨过鸭绿江，25日，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次战役爆发。

在第一次战役中，志愿军就涌现了以40军120师360团1营3连1排3班班长石宝山烈士为代表的，在战斗中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多位战斗英雄；

在第二次战役中，东线志愿军第9兵团在零下三四十度的气温条件下发动了长津湖战役，涌现了以特级英雄杨根思烈士和“冰雕连”为代表的一大批战斗英雄和英雄集体；同期在西线，志愿军38军在严寒中一昼夜徒步行军70余公里阻截敌军，在松骨峰战斗中谱写了一曲“最可爱的人”的英雄赞歌；

在第三次战役中，原国民党起义部队第60军——当年被称为“六十熊”的志愿军第50军攻克汉城，其447团在白云山地区阻止敌人6万部队的进攻达9昼夜之久；

在第四次战役中，志愿军在极度严寒中固守汉江南岸长达20天，毙伤俘敌人上万人；

在第五次战役中，志愿军第63军固守铁原15天，其189师9000余人分散成200余个战斗小组，在500平方公里的战场上分散防守，上演了人类战争史上空前绝后的阻击奇迹；

在随后的阵地战阶段，志愿军同样迸发出惊人的战斗意志。其中仅历时40天的上甘岭战役，就涌现出以特级英雄黄继光烈士为代表的，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勇士多达38人；而此前不久在烈火中永生的邱少云烈士，原本也是一名解放战士……

在历时2年9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共涌现出近6000个功臣群体和30多万名战斗英雄及三等功以上获得者。他们气壮山河的英雄行为和光辉灿烂的光荣战绩，使得伟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无愧于“人类轻步兵巅峰”的称号！

毫无疑问，志愿军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事迹来源于他们远超常人的战斗意志，而他们的战斗意志，则是1947到1948年史无前例的创举——“新式整军运动”的直接成果。

新式整军运动，作为人民军队建军史上的重要一页，不仅塑造了人类军事史上的奇迹，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我们今天的企业管理和组织文化塑造，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值得我们进一步认真分析和挖掘、学习。

作者：吴建明；来源：乔诺之声(ID：geon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