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崔长林

    东南亚金融危机和之后爆发的能源危机、美国的次债危机，和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等，无疑在人类经济学人的头上重重地打了一棒子，它瞪着斗大的眼，气势汹汹地告诉世界，一定有以下事实的存在——即一切形式与意义上的由人类所“发明”的经济学、管理学从此不再奏效，取而代之的，一定是、必然是一种全新意义上的经济学、管理学新款式。那么，它究竟、到底是一门什么经济学、管理学？在笔者尚未支出之前，读者不妨先确认一下，到目前为止，西方所谓的经济学、管理学已经找不到“庙门”了。

    日前，笔者在《价值中国网》上看了一篇由张五常教授写的文章，其题目大意是《学经济学，到中国去》。说实际的，我没有时间看，但从题目上看，它应该是一篇好文章，因为张教授终于看到了“经济学的本质”。

    诚然，这倒不是说我们中国的管理已经成为世界管理界的主流，而一定是由于我们中国正处于一个“管理创新的新时代”——因为具有创新能力的经济学、管理学从来就没有成为“主流”过。过去如此，现在亦如此。于是，有问题需要回答，就是笔者凭什么说“中国式管理”业已进入“管理创新的新时代”？难道，中国企业、国家的的管理是全世界最新的吗？既然如此，笔者的上述结论又是怎么得出来的？是拍脑瓜杜撰出来的？

    为此，为了把这个问题给大家讲清楚，笔者就需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正在中国经历的一场经济学、管理学的“大阵痛”的现象。什么叫经济学、管理学大阵痛现象？毫无疑问，它就是指在一种新经济学、新管理诞生前、分娩前那一时刻所表现出来的现象。这是因为，用传统经济学、管理学思想与方法都没有力气解决上述经济社会问题了，出现了“资本资源化”的大趋势。历史上有具有针对性的、能解决了“资本资源化”的问题的经济学、管理学吗？如果一个产品注定是一种滞销货的话，就算能把其成本给降下来，请问，这种经济学、管理学的意义何在？

    回答如果是否定的，那么，中国经济、世界经济的问题又出在了哪里？为什么会与经济学、管理学的研究严重背离？现在，笔者可以毫不客气地说，问题就出在，无论是经济学还是管理学，其研究对象均已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表现为无论是哪个国家的资本，在生产过剩的前提下，其悉数成为了“其资源的奴隶”。什么叫“其资本悉数成为了资源的奴隶”？简单地说就是“资本的命运并不掌握在资本家的手里，而被掌握在了资源家的手里”。这种情况在中国尤为突出，而在欧洲等发达国家，亦不例外也。

    于是，如何“控制资源”而不仅仅是“控制资本”的“新经济运动”，便在世界各地迅猛地铺开。欧盟国家的政府总理、总统、政要为什么要扎堆地往中国跑？难道是因为中国人有比他们更加雄厚的资本吗？否。既然如此，他们跑到中国在找什么、干什么？毫无疑问，是在找中国的廉价资源——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廉价的生产制造资源。因为用相同的资本他们绝对制造不出来，其已不再具有竞争力。当然，中国如果能给他们再带去廉价的“资本资源”，那当然是更好的事情了。

    以上事实证明，笔者在十多年前就已经发表的那两篇文章标题上所阐释的思想已形成事实——《人类已进入资源主义新时代》和《人类已进入聚变经济新时代》。什么叫科学预测，不能被验证的能叫“科学预测”吗？但令笔者也没有想到的是，资源经济、聚变经济会来得这么快！排山倒海之势也。笔者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因为笔者想引出一个结论——聚变管理的对象就是聚合各种资源的过称！记住，是过程，而不是简单的叠加。

    诚然，要想对各种资源进行聚合需要首先了解“被聚合资源”的性质与作用，否则即便人们拥有大量的经济社会自然资源，也没用也！于是，便产生了一门新的经济学，它的名字就叫“管理经济学”。什么叫“管理经济学”？当然是“从对企业经济社会自然的管理中得到经济社会效益”的一种经济学门类。这样，管理学便从此跳出了“企业管理”的小圈子，而成为了一门更加大的经济学问——经济聚变、资源聚合、资源与资本聚变……

    但是，如果不能把“经济聚变”或“聚变经济”的思想、文化、概念加入到经济学、管理学的研究对象中的话，那么，就没有所谓的“管理经济学”，更不会有“聚变经济学”和“聚变管理学”，因为其缺乏或者说其压根没有“管理对象”者也，而只有把“资源聚合”或“资源整合”或“资源聚变”的“研究对象”加上以后，“管理”才能获得“经济学”本质！诚然，管理是一种程序，而程序又怎么会发生聚变？

    历史上，从来也没像今天一样给“管理学”与“经济学”联姻的这么好过的，因为历史上的管理学的研究对象仅仅局限于“资本”，而不是资源；而现在不同了，它是以“资本”与“资源”整合为研究对象的，因此，其前程、价值一定是无量的。究竟有多大？十倍、百倍、千倍、万倍？笔者实在是想象不出，但有一点绝对是可以预测得出来的，那就是，它是“用很小的资源资本就能产出生无穷大的经济社会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