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仕强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西方人从西方看地球，东方人从东方看地球，竟然产生两种不同的看法。影响所及，形成东西方管理行为的差异。西方人观察宇宙万物，发现所有生物，都发端於一个基本细胞；基本细胞分裂写二，二分裂为四，四分裂为八，这样发展下去，终於形成植物、动物与人类。
 
中国人考察宇宙万物，发觉「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如此生生不息，和西方科学所发现的事实，可以说完全一样。
 
但是，进一步推究「一怎麽能生二」时，彼此就有了不同的看法。
 
西方人认为「一个基本细胞分裂为二」的原因，是由于二构成一」（马绍伯先生指出：二构成一，就二看，是两种现象）。二构成一，当然很容易分裂为二。我国先哲也肯定「太极是阴、阳所构成的单元」，不过「二构成一」之外，尚有「一内函二」的用意（马先生说：一内函二，就一看，则两种现象皆发於同一本体，老子所谓「同出而异名」，正是如此）。
 
西方重视「二构成一」，总是以个体的对立看事物：公司有劳、资的对立；同仁有优劣的对立；企业生存竞争，亦有其冲突的对立。
 
中国古人体认对立固然存在，却也相辅相成。如果由「一内涵二」的取向，不难发现「对立存在於统一」，所以中庸说：「万物同时生长而彼此不相妨害，道理一齐实行而彼此不相违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有公司才有劳、资的存在，彼此应该互信互谅；同仁间有优才显得有劣，有劣也才显得有优，大家应该互助；有同业的竞争，才能力求精进，必须合理合法以谋公平合作。
 
「二构成一」在管理上产生西方人「一切依据是非来判断」的科学化行为。对就是对，错即是错，相当简单明了。西方管理，喜欢问：「Which is right? A or B?」而他们的答案，往往都很肯定，不是「A is right」，便是「B is right」。若是「A is right」那麽A就成为共同遵守的标准；如果「B is right」，B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标准。他们把判断是非的结果，明订为公是公非，称为「标准化」(用科学的方法，研究订定事物的标准，并力求其切实施行)。为求组织成员，共同遵行既定的标准，自非「明言」一切说清楚不可。同时要求符合同一标准起见，於是明订为制度。大家一体遵行制度，叫做「制度化」。制度是企业组织所有成员一切分工合作的基本规范，是管理的出发点。任何成员，其行为合乎制度的即为「对」的行为，否则便是「错」的行为。前者为组织所欢迎，後者则为组织所不容。
 
A和B之间，有一条直线，表示A大於B则A对；B大於A即B对。是非有所争执的时候，采取「多数决」的民主方式，居於A和B的彼此「制衡」，来决定孰是孰非。争执获得协议之後，立即修订原有的制度，成为今後未再度冲突之前的标准。西方的「二构成一」观点，形成他们的「制衡思想」麦展为「经由谈判，分出大、小或是、非，以便共同遵行」的「制衡行为」。
 
这种行为，其理论基础乃是「个人主义」。「谈判」指「满足各自的需要而进行的交易」，「是非」在确立个人的权利与义务，而「制衡」则在维护并增强个人的权益。「一内涵二」在管理上也产生中国人「圆满重於是非」的人性化行为。我们常说：二这样做对是对，可惜不够圆满。」可见「把事情做对未必就是把事情做好」，中国人要求「把事情做好」，而非仅止於「把事情做对」。
 
中国人当然也问：「甲对或是乙对？」只是答案很少是「甲对。」或「乙对。」却多半是「甲对，乙也不见得错。」或「乙错，甲又对到那里去？」除非实在是十分明显而简单的事情，否则我们总觉得「是非难明」！中国人重视是非，却更了解粗理很好讲，任何人开口便可以说一大堆道理；细理不好讲，仔细推敲起来，每一个人所说钓道理都存在著若干疑难；微理很难讲，再深究下去J到了十分精微的地方，似乎永远说不清楚；玄理犹可讲，没有办法当中，往往会祀道理说得玄而又玄；妙理不可言，真正的道理「多半妙不可言」，同时觉察「语言、文字本身就是一种沟通的障碍」，因而非常谨慎，不敢擅下判断。所以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
 
相信资深的主管，都有这种经验：某件事情出了差错，关系者一共只有甲、乙、丙三人，但是甲说得理直气壮，乙、丙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常常指责中国人爱说理由，个个都是找藉口专家，弄得主管左右为难，不知谁对谁错，实在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因为道理人人会讲，是非却很难明断！我国的太极图象，并非凭空玄想而来。太极代表「圆满」，根本上是一主体。在此同一主体内，产生「是」「非」两种相异的现象。「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成为中国人的一太极思想」，发展为「听一句话，要先问清楚究竟是谁说的，以便决定是否遵行」的「太极行为」。
 
这种行为，其理论基础即为「交互主义」。中国人既不完全奉行个人主义」，也不完全奉行「集体主义」；中国人既有「个人主义」思想，又有「集体主义」思想。常听到中国人说「输人不输阵」，「团结起来才有力量」，但是语犹在耳，他麦现情势不对，率先溜之大吉。然而却有人说到做到，临阵绝不脱逃，至死不渝的。中国人的原则，完全居於「看你对我如何，我就如何待你」的「交互」性，通俗的说，叫做「彼此、彼此」。我们放眼看去，宇宙万物无一不是圆弧形的。凡直线形的，都是「人为」的，而「人为为伪」，形式化的东西，中国人比较不喜欢，其道理在此。
 
太极思想，彼此之间不是一条直线，却是阴阳对称，淳涵浑朴的圆弧曲线，形成管理上「不明确」的「分寸」。中国人必须害自把握自己应守的分寸，无过与不及，的确相当困难，儒要历练与智慧，因此有些人十分厌恶，甚至到了怨恨的地步。日本人学习中国文化，便是由於智慧的限制，无法变化自如，所以学到後来，既没有曲线，也没有直线，只剩下一个圆形的外壳。日本人自称「大和民族」，说起来就是「过份求圆满」，形成「太顺的『事大主义』」。「太顺」的部属，绝对服从的结果，固然有利于力量集中。但是，万一决策有重大的错误，而此一决策者又「大而有力」，则大家盲口服从，势必害己害国。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盛行，自杀飞机愚行，大屠杀蛮行，不就是最好的证明？日本人为了寻求「大和」，往往弄得没有是非。他们一心一意追求利益，成为世人轻视的「经济动物」。「日本第一」中蕴含著重大的危机，因为他们缺乏适当的制衡，活像一辆煞车不灵的汽车，走顺路时很愉快，危急时真不敢想像。
 
「大和思想」发展为日本人「一不怕死、二不怕苦、一切为团体荣誉而努力」的「大和行为」。其理论基础即是「集体主义」。太极行为的根源，是「人性」。凡人皆有喜怒哀乐之情，未发时谓之中，发而中节便是和。中国人所讲求的「和」，是「用」的一种境界，而其「体」则为「中」。体不离用，用不离体，其间的不同，只在已发与未发。未发的「体」，没有不善的；已发的「用」，便有善有不善。中庸特别指出「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就是说明我们所追求的「和」，乃是已发的善的情，而摒弃了不善的情。
 
成中英先生以孔子「一以贯之」的纵贯和横贯两种关系来解释「持中致和」的道理。他说：『和』是横的一贯，『中』是纵的一贯。文化本身应该有中与和的道理，这是中国哲学最基本的智慧。」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比较简单，凡事只要想到自己的权益，「不要让自己的权利睡著了」，每一个人都为自己而争，最後总能达到制衡的结果。「个人独立，个人自由」所产生的个人行为，因利害关系相结合，「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成为美国人坚强的信念。
 
日本人也相当单纯，凡事只须顾及对方，比比「究竟谁比较大？」你大我听你的，我大你听我的。这种「上级生」精神，成为他们的行为准则。
 
中国人就很复杂，不但想到「我」，还要顾及「你」，更不能忘掉「他」。我们上下、左右、前後都必须同时详思熟虑，面面俱到，才不会不知不觉中树敌，招来无穷的後患。在横的方面，要「和」，对任何人的感情，都应该发而皆中节，保持恰到好处的人际关系。在纵的方面，要「中」，对於人事的处置，应该有自己的原则，时时刻刻都不离这一根本。中国人不能不坚持原则，否则人家会批评他「没有定准」、「缺乏制度」甚至「胡作乱为」。
 
坚持原则又不能到处得罪人，弄得鸡飞狗跳，妨害安宁。「持中致和」即是既要坚持原则又能和谐相处，所以「和」就是广结善缘，用「广结善缘」来「坚持原则」，既会做人又能做事，叫做「致中和」，乃是真正的圆满。不能致中和，结果必然「和稀泥」。今天大家由於痛恨和稀泥而怪罪致中和，有似「一朝被蛇咬，三年怕草绳」，未免因噎废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