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正和岛；作者：路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企业与政府研究所所长

编者按：

美国在不断变化着诡异的杀招，一步一步地在紧逼，想要将华为置于死地。
 
而每一位中国人无时无刻都在关心着华为的命运，而每一个人都不免会为这一个问题所困扰：
 
离开了美国，华为还能活吗？
 
这背后本质上是一个民族自信心问题。它本质上是在问当代中国的技术以及企业是否足够强大，我们是否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现代化？

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决定着中国工业是仰人鼻息，还是奋发自强。

本文作者——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路风，作为一名长期研究技术进步、工业发展的学者，他从自己的角度给出了一些看法。

华为的命运与国家命运
 
今天中美贸易战、技术战，是两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所遭致的结果。

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超级大国，举国之力打击一家企业的情况。目的很清楚，就是阻止华为在5G上继续领先。

不让中国在已经领先的领域继续领先，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华为打掉，所以美国罗织了罪名。

去年美国制裁华为，命令美国企业不得向华为供货，结果美国企业损失很大，股市动荡影响到经济运行。而华为还能找到替代性的供应来源，所以去年没有把华为限制住。这是因为美国的半导体工业存在着一个短板，下游工业、制造业逐渐衰落了，它产出的近80%依靠海外市场，其中大头就是中国。

2018年，美国供应了全球46%的半导体集成电路产品，自己消费22%；相比之下，中国供应了全球5%的半导体集成电路产品，却消费了34%。同年，中国生产手机18亿部、计算机3亿台、彩电2亿台，分别占到全球总产量的90%、90%和70%以上。
 
这种结构意味着中美之间处于一种“核恐怖下的和平”的状态。美国有技术和工业的优势，中国有市场优势。
 
它意味着，如果双方脱钩不会单方面疼，我疼你也疼。如果中国的芯片市场没有了，美国必然要倒闭一批半导体公司。
 
所以美国今年就改变了战略，更凶狠了，以使用美国技术为名，要求全世界的半导体供应链都不得向华为海思芯片供货。

所以我认为，华为被制裁这件事关系到中国有没有发展高技术工业的权利。华为的命运其实是国家命运的一部分。

目前这件事已经持续了1年多，美国方面是有战略的，而中国现在没有战略，就是步步退让，看不到尽头。

对中国来说，你要是想打垮华为，那咱们就彻底掀桌子。比如颁布一项法令，在中国市场上销售产品的任何一家企业，都不能拒绝向华为海思供货，否则就禁止销售。

可能有人会问：这样做不就使那些向华为海思供货的中国企业都遭到美国制裁了吗？我个人认为，这并不可怕。因为会有一件大好事发生：中国的半导体产业链就形成了。

过去10多年，中芯国际一直是国外订单大于国内。为什么呢？因为国内企业认为中芯国际不够先进，会找台积电代工。中芯国际就不得不接海外订单，生产性能要求不那么高的芯片。而另一方面，中芯国际也不会去买中国设备企业的产品。

这其实才是中国半导体工业发展最重要的一个战略问题——形成自己的本土产业链，让中国半导体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各个企业，能够具有互相需求和供应的关系。这样就有了进步的基础。

如果中国出手，那真没什么可怕的。因为在整个产业格局下，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

什么时候才能不再盲信“外国的月亮更圆”？
 
在技术发展上，离开了美国，中国工业还能活？我们依旧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现代化？
 
这是决定我们在国际博弈中采取什么方针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中国战胜技术封锁、“脱钩”威胁，并保持国际合作的唯一有效武器就是坚持自主创新。
 
中国工业在1950年代奠定基础后，由于遇到中苏分裂及美国和西方盟国的封锁，造成外部技术主要来源全部中断。
 
但从1950年代末到1970年代末的20年间，中国没有低头，在技术进步和工业发展上走上了一条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主的道路。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形成依靠“引进”来实现工业技术进步的政策。
 
这一工业政策可以用一个“三段式”的逻辑来概括：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实现国产化——达到自主开发。
 
在1980年代末，大规模的引进都是以“技术改造”为目标，通过引进、吸收外国技术改造中国工业。
 
但进入1990年代后，“三段式”技术政策演变成了“以市场换技术”，甚至发展成为各级政府要求中国企业与外商合资的热潮，在执行上已经违背了初衷。

中国工业越来越多地滑向了没有自主开发内容的技术依赖道路。

中国的科技体制一直是一个跟随的体制，一是在创新上满足于跟随，二是很少把技术做到底。
 
直到今天，跟随模式都还很有市场。中国工业因此陷入了一个“自我预言”实现的陷阱中：认为自己不行，所以不行。
 
外国企业的技术能力，不是中国的技术能力，也不会因为外国企业在中国设厂甚至设研发机构，就变成中国的技术能力。
 
中国工业要想创新，必须抛弃幻想，自己掌握技术，而要掌握技术就必须进行和坚持自主的技术研发。

不应把过去的工业奇迹，看作“包袱”
 
不应把过去的工业奇迹，看作“包袱”，这种二元对立、分割的思想，在近些年来延续到了经济、工业政策中。

这类认识很大程度来自人们对国际产业转移的观察，经验地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个国家的传统制造业要逐渐向外转移，而用高附加值、资本和知识密集的制造业部门和服务业替代。
 
所以一个几乎普遍的共识是，中国要逐渐用新动能替代旧动能。
 
我认为这种新旧分割、对立的思维是错误的。
 
在钢铁工业发展史上，在中国之前只有美国、前苏联、日本3个国家钢铁产量曾达到过年产1亿吨以上，但也都没有达到过年产2亿吨。
 
而2000年以后，中国工业产能有一个非常快速的增长。当年中国钢铁产能已经达到1.2亿吨，现在中国差不多年产10亿吨粗钢。

今天在中国之外，只有日本还保持着1亿吨的钢铁产能。从1973年到现在的47年间，日本的钢铁产能一直保持在1亿吨钢上下。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对日本而言，1亿吨钢是维持它这个工业经济体正常运转的必需条件。
 
对中国来说也一样，中国工业经济体的规模是日本的10倍，日本的人口还不到中国的1/10。所以中国跑到年产量10亿吨钢，是比较合理的规模。
 
它其实预示着世界历史上一个空前的工业经济体的出现。10亿吨钢是中国工业经济体正常运转最起码的条件，需求来自中国各个工业部门的增长。
 
中国钢铁产量达到10亿吨，并不会影响我们将来发展半导体集成电路，不会阻碍我们发展高技术工业。
 
但过去我们总是把这种工业成就，当成了一种经济负担。

而中国近年来的经济政策的一大缺陷，就是把自己的工业体系给忽略了。
 
2012年、2013年以来，在中国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的渲染下，中国工业被看成是投资驱动的、粗放发展的、产能过剩的，和需要改造的部门。
 
在这种背景下，人为地把工业划分为高与低、强与弱、新与旧，将它们看作是对立的、互相替代的关系。告诉你这个我们不要、那个我们不要，我们是高质量发展。
 
举个例子，2017年中国化学工业规上企业实现主营收入9.1万亿元，利润总额6050.7亿元。但2018年、2019年剧烈下降，两年锐减了2.2万亿元的营收。
 
这是很厉害的一个下降幅度，只有用去产能才能解释，只有关停并转才能做到。
 
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化工在美国算是高技术工业，但到咱们这儿就成了各地方政府纷纷要关停并转的对象。
 
这就是因为中国工业体系被系统地忽略了。
 
工业的技术进步从来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必须是寓于一个工业体系之中、从已有的产业基础上进步，是连续性的进步。新的孕育在旧的之中。
 
我认为，现在应该让整个中国工业体系重新动起来、继续发展：
 
1. 推动“基础广泛”的产业升级
2. 在工业语境中找到短板，重点突破
3. 重塑中国产业链，提高它的自主程度
 
这3点抓住了，中国是可以实现产业升级的，可以通过现在的工业基础不断再突破，继续经历经济增长。

我对中国工业，抱有无穷信心
 
2018年中国GDP达到90万亿元，得益于中国经济在2000-2014年经历了一轮15年的高增长。正是这场史诗般的高增长，让中国连续超过法国、英国、德国，并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到2018年，中国GDP已经约为日本的2.74倍，工业增加值是日本同期的3.64倍。

这场高增长，让中国工业在许多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突破，像华为、京东方这样的企业，都是在这个过程中崛起的。这是中国最大的本钱。

我们为什么会出现21世纪那场高增长？我自己的看法是，它是有历史根源的，根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部历史。
 
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正是中国工业体系的扩张。这个工业体系的基础是“前30年”的工业化所奠定的，我们通过两三代人的付出建立起了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
 
而在改革开放的头20年，中国虽然也犯了一些错误，但取得了一个巨大的成就：在工业体系基本没有受到破坏的条件下，完成了它的市场化。这一点非常关键，因为前苏联就是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把自己的工业体系给瓦解了。
 
在高增长过程中，像钢铁、冶金、化工等一系列装备工业全都实现了突破。总体上，正是中国的工业设备支撑了这场经济的高增长。

一个处于蒸蒸日上增长的经济体，虽然暂时收入水平较低，但是它的活力仍然超过那些收入水平较高、但死气沉沉的经济体。
 
这就是我们最应该有的信心来源。只要有增长，就会有技术进步，就会有突破。能力都是做出来的。

从1959年初就领导中国第一支核潜艇反应堆开发团队的孟戈非，曾经回忆过中国工业的这么一则故事：
 
他在1982年3月的《大参考》上看到日本媒体报道说，中国要求日本帮助审查秦山核电站的设计图纸。
 
孟戈非深感屈辱，说：“要知道1958年我国开发核动力研究时，国际上对二次大战中战败国的日本和西德，在核能利用方面还在进行管制呢。”
 
尤其让他难以忍受的是，日方同意审查的条件是“限于和平利用，日本提供的情报不会转用军事”。
 
备受刺激的孟戈非，写下了这么一句话：
 
“……我不反对向一切先进国家去请教、去学习，我也不是一个排外主义者或主张闭关锁国的人。
 
我认为：国际间的技术交流和必要的技术引进都是应该的，但必须立足于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引进先进技术，而不应该低人一等和仰人鼻息。”

中国工业波澜起伏的几十年历史，反复印证着这么一句话：只有想富强的人才会富强，只有想胜利的人才会胜利。

这也就是中国工业精神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