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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可以实施目标管理，也可以搞得它名存实亡。对于成果管理，中国人同样具有这样的本领。”（曾仕强《中国式管理》6页）
中国式管理的践踏规则甚至达到了使人怀疑其别有用心的程度。请看以下观点：
“仔细观察中国人的习性，不难发现‘当一个中国人有道理的时候，他喜欢讲道理，而不提法律条文；当一个中国人觉得自己没有什么道理的时候，他就开始引用法律条文，企图以合法来掩饰自己的无理或不合理；当一个中国人知道自己既不合理又不合法的时候，他便胡乱骂人，想要以泼妇骂街的方式，来获得同情或乡愿式的和稀泥以求自保。’
过去我们一直以为如此行为，根本不合乎“现代化”的要求，既然和西方人不一样，就应该赶快加以改变。现在我们经济发展恢复自信心，是不是应该重新来思考自己的传统呢？”（曾仕强《中国式管理》45-46页）
中国经济发展与践踏规则有什么逻辑关系？难道中国现代化的成就都是因为我们不遵守规则才取得的吗？这是何等的逻辑错乱？
再看下面的观点：
“个人与个人之间，契约既没有太大的功能，规定也常常形同虚设，因为‘人肉咸咸’，遇到存心抵赖的人，契约和规定，好象永远使不上力。结果只能够约束好人，却任由坏人逍遥法外，产生不了什么管理效果。
一切具体化、透明化、明确化、成文化，最大的隐患还是把自己缚得完全没有回旋的空间，不是弄得自己诚信有问题，便是被讥讽为‘朝令夕改’。”（曾仕强《中国式管理》49页）
中国的法制建设和规则建立方面只会远远不够，而不会已经过度。反对中国管理的规则化，是一种彻底的反现代行为。再看一段文字：
“西方人蒙受不白之冤，喜欢依法申诉。中国人则心里明白，法只能保护一时，得罪了人，却会引来长远的报复。息事宁人，表面上看起来很懦弱，实际上往往是根本化解之道。……诉诸于法，原本是不得以才用，中国人常常透过法庭外的和解，用意即在避免或减轻因申诉产生的后遗症。”（曾仕强《中国式管理》175页。）
以上这种腐朽的观点，活脱脱是为中国农村学校乱收费、贪官横行等现象作辩护。本文作者之一张羿去年春节回山东老家，就听亲戚说过这样的事情：一家农村小学收了学生的暖气费，却根本不给学生安装暖气。家长人人敢怒而不敢言，没有一个人举报，原因都是害怕得罪了学校，孩子没地方上学。这种懦弱是怎么产生的？这不正是息事宁人思想的恶劣后果吗？
中国式管理这种与现代化唱反调的观点，究竟属于什么伟大的创新？
中国式管理糟粕之八：扼杀创造力
中国式管理还企图让中国人回到“万马齐喑”的时代。请看下面的言论：
“今日社会动荡不安，追究起来，有些人轻视伦理，鼓励‘有话就要说’；电视上常常出现‘我有话要说’的字幕或声音，都将难辞其咎。”（曾仕强《中国式的管理行为》238页。）
今日中国只是价值混乱，何曾动荡不安？“有话就要说”，难道有什么不对吗？改革开放使中国人的创造力得到了很大的发挥。如今缔造创新型国家、发展创新型企业又是我们全民族的历史使命，而创新首先需要的就是解放个性。中国式管理扼杀创造力的观点实在是让人看不懂。
中国式管理还公然倡导侍奉主子的奴才哲学，与后现代管理的管理主体观完全背道而驰。
“事情顺利成功，是领导者正确方针的功劳；事情失败，那是推动者的过失，与领导者无关。此时推动者为了表示负责，可以请求辞职；而领导者则视情况，予以慰留或照准。这种领导者有权无责、推动者有责无权的现象，西方管理学者，或许会嗤之以鼻，但就大易管理而言，只要大公无私，有什么不可以？”（曾仕强《大易管理》142页）
责权不明原本就是中国企业的通病，中国式管理倡导使责权更加不明的做法，只会使中国管理更加混乱。
而自卡西尔发表人是“符号的动物”观点，德鲁克提出“知识工作者”概念，以及知识经济的兴起以来，世界管理革命突破现代管理范式而进入后现代管理阶段。后现代管理的核心思想就是通过产权模式、组织架构等的变革，使每一名员工都成为企业的主人。在这种人人为管理主体的情况下，每个人的创造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同时也产生最强大的团队力量。尊重个体与团队精神，对于后现代管理并不矛盾。这早已为微软、GE等众多世界优秀企业的实践所证明。
但中国式管理为了标新立异，完全不顾后现代管理时代的管理实际，执意抹杀员工的个体价值。请看下面的观点：
“管理者最好明白，个人的力量，一定不如众人的力量那么强大。标榜自己的创见，强调个人的贡献，不但不能够汇集众人的意志和力量，而且容易引起大家的嫉妒和打击。我们比较喜欢用延伸的方式，把自己的意见溶入上级的意见，使其内容更加充实。组织成员，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部分意见，集中到上级的意见里面，便成为众志成城的好意见。现代人受到西方的影响，开口闭口就说什么个人的意见，实在是不智的举动，破坏组织的凝聚力，也造成各人坚持己见，不肯让步的僵局。不如以上级意见为主轴，融入大家的看法，汇合成大家的意见，更为可行。”（曾仕强《大易管理》215页）
通过以上阐述，不难看出，中国式管理的抹杀个性，原因是害怕嫉妒，目的是为了息事宁人。这决不是一个坦荡的中国人所应秉持的行为。当我们人人都追求坦荡无私，个体价值与集体利益就不会有什么矛盾。
中国式管理糟粕之九：助长迷信之风
更为严重的是，中国式管理还假借科学之名，而行迷信之实。说中国式管理公然宣扬迷信，并不为过。
“何况大易哲学，从历史渊源来考察，最早都具有明显的卜筮作用，不宜完全加以忽视。”（曾仕强《大易管理》10页）
“占卜到底是不是迷信？我们不赞成用‘是’或‘不是’来回答。正确的占卜，不是迷信；不按理出牌的占卜，当然是迷信。”（曾仕强《大易管理》64页）
我们承认《易经》的价值，但不等于毫不批判地接受。但中国式管理却连其糟粕也照单全收，甚至特别重视其糟粕部分。中国式管理不好好研究现代决策科学，却号召中国企业用占卜来辅助决策，并怂恿大家烧香拜佛，实在是不明智之举。
由于局限于中国的某些封建文化，中国式管理并未清楚地界定迷信与信仰之间的巨大界限。因而，在信仰方面又给中国人开出了糊涂的药方。神秘主义主导下的中国式管理是异常危险的。
中国式管理糟粕之十：助长人性之邪恶
中国式管理还有助长人性邪恶之嫌。请看以下的描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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