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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西方的法是显性的，具体而固定，我们的法就是隐性的，有原则却必须适时制宜。

　　一般人比较中西管理的异同，通常都认定西方管理重法治，而中国式管理人治的氛围十分浓厚。我们为了顺应大家的看法，虽然不同意这种论调，却也十分委屈地承认西方管理法治大于人治，中国式管理则是人治大于法治。现在，我们打算更进一步，说明西方管理是人治，中国式管理才是法治。

　　法律是西方文化的三大支柱之一，他们对于合法程序（dueprocess）和证据确立（sufficientevidence）十分重视。嫌疑犯的逮捕过程，必须遵循合法的程序，缺乏充分的证据，也可以被判无罪。凡事依法而行，所以称为法治。亚里斯多德（Aristotle，384-322B.C.）说得好，“法律是不受情欲影响的理智”。现代管理者也强调有法必须依，似乎依法办事，才是理智的管理。

　　问题是，法律由人订立，这些订立法律的人难道没有情欲？以美国为例，大多数美国儿童长大以后，喜欢当医生、做老师、自行创业或者成为运动名将，很少人愿意进入法律界。因为既不安定，又十分艰难。只有犹太裔的美国人，从小就立定志向，再辛苦也要考取法律系，将来担任法官、律师，可以控制美国。这种欲望使得他们从小就和一般儿童不一样，这难道还不够强烈吗？美国的两大政党，其中有一党比较偏向富有的人民，尽管所推出的候选人不尽人意，大家为了确保自身的利益，闭着眼睛也要把票投给他。这样的依法行事，果真没有情欲，够理智吗？

　　何况美国的法律，有一条总则是“少数服从多数”。请问按照人们的聪明才智来区分，少数人比较高还是多数人比较高？少数才智比较高的人反而应该服从多数糊里糊涂的人，这样算得上理智吗？

　　我们完全没有轻视法治、反对依法办事的意思。我们只是依据事实指出，法离不开人。立法或执法都需要人来完成，而只要是人，便具有或多或少的情欲，并不完全理智。实际上，全世界都由少数人立法，多数人来接受；少数人执法，多数人抱怨。这样的管理，合乎人性吗？依法办事，是不是相当不负责任呢？

　　管理当然需要制度，国家也不能没有法律。但是，制度必然僵化，只能管到例行，却无法处理例外的事宜。法律如果合理，大家当然应该遵从。如果不能切合时空的变迁，而显得不合情理，是不是也应该与时俱进，做出合理的修订？何况西方国家，法律一经订立，执行的人便可以依法办理。殊不知执行的人不同，解释法令的方式和内容也不一样，是不是又偏向人治呢？

　　外国人进入美国，立刻发现美国总统并不重要，由谁来当根本无所谓。最重要的人竟然是通关口那位手持印章的关员。因为他们的规定每年都变，也不清楚这一次又有什么新花样？美国最常夸耀的是人权，但是对外国人的人权，并不十分重视，往往通过人权来要挟他们，换取自己想要的东西，实在不够理智。

　　英国为了吸引观光客多买物品，有一条规定：凡是携带到国外的，可以在离境时凭票据退税。法虽然只有一种，但由于执法的人不同，出现了很多种退税形式。有人务必看到所购的物品才肯盖章退税，如果物品放在行李箱托运走了，很可能听到这样的说法:“没有我的盖章，谁也别想退税。”果真有一夫当关，万人莫敌的气慨。下一次真的把所购物品集中在手推车里，遇到的执行者却看也不看，顺手便把章盖好。好像是白忙一场，让人哭笑不得。有时候执行人员还跑到通关的关卡前面，根本不在乎退税之后的物品有没有被携带离境。我们可以说，这是执行人员良莠不齐，和法令规定没有关系。但我们也应该想想，执行人员总归是良莠不齐的，到底有什么办法可以防止或改善？有些人口中依法，执行起来却完全走了样？是不是还要依法来加以规范？行不行得通呢？

　　按理说，法律应该是全体成员的智慧和经验凝聚而成的结晶。实际上，想这样做也很难实现，就算全体表决也是有人认真，有人毫不在乎。有人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有人则完全不知，这恐怕是全世界共有的现象。少数人掌控全局，却永远标榜少数服从多数。西方以法治之名来掩护人治的事实，似乎是一贯的策略。

　　中华文化以道德为基础，我们从小就重视人伦、荣辱与共、休戚相关、爱惜名誉，并且以光宗耀祖为自己的重大义务。对于权利的要求，不如西方那么热衷。只知道依法办事的人，大多不近人情。在中国社会，不近人情的人大概不会受到欢迎，属于不仁的小人。

　　我们的法，由于人伦的差别，大多是相对的。譬如对父母要“孝”，对长上要“忠”，对部属要“惠”，对子女要“慈”。不像西方的法，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如果说西方的法是显性的，具体而固定，我们的法就是隐性的，有原则却必须适时制宜。家有家法，各种团体都有一套严密的规定。但是，看起来都和西方具有戒律性的法令不一样，好像没有法一样。

　　有法中无法，无法中有法。看起来有法，却很像根本没有法。因为许多东西已经从小养成习惯，变成自己的一部分，用不着法来约束。看起来没有法令规定，大家心中都有一把尺，再任性的人也有其不可逾越的限制，这不是法又是什么？我们的思维，已经把有与无、好与坏、是与非合为一体，随时做出全盘的考虑和合理的选择。不幸，现代人受到西方的影响，只会用西方的观点评量我们的法治，当然说我们偏于人治。

　　请问，历史上的中国，时常发出礼教吃人的呼喊，为的是什么？便是我们虽然不强调戒律，也不高呼法治。实际上我们的礼俗，已经把大家约束得动弹不得，而且动辄得咎，令人觉得无所适从而经常陷入困境。礼俗具有相当大的弹性空间，尚且产生如此重大的压力，严密的法律为什么反而不致如此令人紧张呢？

　　因为法律不过是最低标准的道德水平，合法未必合乎道德要求的地方，经常存在。一个人只求不违法，就不必样样凭良心，使自己谨慎，甚至于到了戒慎恐惧的地步。法律为求适应多数人的情况，不可能把跨越的门槛定得太低，以免牢狱人满为患，大家也怨声载道。

　　要求自己不违法，实在是放纵了多数人。原本社会风气，可以藉由德治而改善，却由于强调法治而向下修正。最明显的事实便是言论自由，造成没有是非，而信仰自由，弄出很多邪教。以合法来掩护非法，徒然急坏了大多数的善良人士。请问工业化所衍生的各种问题，诸如温室效应、酸雨、臭氧、水及空气污染，难道不是法治的国家所造成的？1997年，联合国为了解决地球暖化的问题，促使成员国商订《京都议定书》，希望据此限制富有的工业国削减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量，美国总统布什竟然宣布不予支持。可见立法并不困难，要真正有效地实施，才是不容易的事情。

　　1989年，巴黎召开“世界宗教与人权”研讨会，神学家孔汉思以“没有宗教之间的和平就没有世界和平”为题发表演讲，指出每一个宗教都应该自我检讨，找出自己的不是，才有资格去批评其他的宗教。他希望能够找到一些具有普遍性的伦理道德标准，商订出一些万国可以共同遵守的律令。1993年，美国芝加哥举行世界宗教会议，120位不同宗教的代表，签署了一份《世界伦理宣言》。然而，一直到现在仍然无法获得普遍的认同。因为各地区有不同的文化，不可能凭一份宣言，便把不相同的理念完全抹煞掉。

　　21世纪由西方主导的价值取向，21世纪已经开始重新加以检讨。可见法治必须秉持与时俱进的精神，适时做出合理的调整。中国式管理便是看出这种法治的局限性，把它提升为合理化，以符合“有理走遍天下”的普遍性。实际上合理必先合法，只有在法定范围内才能够衡情论理，然后找出合理点。若是逾越法定的范围，已经是违法，怎么可能合理呢？

　　法外施恩是特例，不能当做常则来看。法内施恩才是合理化的正常措施，此时的“法”为“经”，而“施恩”为“权变”的弹性运用，合乎“持经达变”的精神。我们不能够由于使用日久，已经遭受扭曲，而误解原先的用意。法是做人做事的基础，也是管理所依据的制度。可以说是把管理理论付诸实施，变成实际的桥梁。

　　西方人的“法”是显性的，一切依法办理，看起来好像法在治理，大家称为法治。我们的“法”则是隐性的，通常放在腹中不从嘴巴说出来，以免“谈法伤感情”。实际上我们思虑问题时，先想“法”的依据。只是我们说话或有所举措时，喜欢先从“情”入手，因此容易误解，认为我们是人治而非法治。

    （作者：曾仕强　来源：《培训》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