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推荐]点击此处，立即获取数十万份经典管理资料/工具/范例/文档！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不彻底，不是体现在对待本民族传统上，而是体现在对待西方传统上。“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未能与西方进行全面的对话，乃是因为，当时水深火热的中国，更需要的是改造世界的工具理性。因此，西方近代哲学与科技成为中国的首选；西方另一个传统—基督教传统，由于并没有强烈的功利性而遭到忽视。

    我们可以从孙中山个人的经历，来印证这一问题。作为基督徒的孙中山原本是一名医生，其理想是通过传教和医术，来从精神到肉体帮助中国人。但混乱的中国改变了孙中山的初衷，使他投身于能更快速、更直接改变中国的革命生涯。

    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五四”新文化运动转变成以暴力为主题的“五四运动”，是情有可原的。但这正是中国现代化残缺的根源。中国现代化残缺的状况一直延续到今天，使我们始终无法与西方进行更深层次的对话，并因而一直不具备“大我”的观念。中国式管理在古代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非理性取舍，以及始终放不下“中国情结”的以“小我”为中心的思想取向，与此有着直接的关系。

    “新五四”与中国后现代抉择

    “五四”的残缺现代化应该成为我们反思的对象，否则，中国今天的后现代化就会缺少参照。

    当我们认真反思“五四”传统的时候，就会很容易地发现，中国式管理的复古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是经不起推敲的。事实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无不具备深厚的国学与西学功底。他们对国学的批评并非出于无知或盲目排斥，而是经过认真比较的结果。

    但如前所述，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被后来的“五四”革命运动所取代，因此，中国人不仅对基督教传统、甚至对古希腊—文艺复兴之人文传统，都未能深刻领悟与继承。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必须继续“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未竞之旅，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强国之梦。而后现代中国首先要树立全球一体化的“大我”观念。

    尽管面临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很多潜在的威胁，但和平发展仍是当今世界和中国的发展主流。现在我们的国家战略也是“和平崛起”。这就需要我们以更理性的精神来对待世界。

    我们不应该是一个愤怒的民族，而应该是一个理性的大国。真正的强大必定是精神的强大。而精神的强大还是在于理性。

    这就是我们倡导“新五四”的现实意义。“新五四”的精髓，首先是理性对待一切人类传统，特别是被“五四”所忽视的基督教传统。而基督教传统的最大意义乃是使我们树立普世的“大我”观念。在此基础上，我们才可能理性对待世界。

    由于对基督教传统的陌生，我们不仅缺少“大我”观念，更使得我们对西方的很多问题的看法会流于表面。比如，当前中国式管理批评西方的个人主义忽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实际上由于基督教传统的存在，西方社会的人际关系远不如当前中国社会之冷漠。

    又如，中国式管理推崇中国的“水文化”，讲究“上善若水”，但基督教传统的“水性”比中国传统文化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由于中国的“水文化”缺少信仰的控制力量，因此很容易走火入魔，变成“黑色的水文化”，即厚黑学。而基督信仰却更会使人变得简单和快乐，并真正充满智慧。

    “新五四”与中国式管理的终结

    如前所述，中国式管理以中国传统哲学统一世界的构想，仅仅是一个乌托邦式的虚构，而不是对中西文化进行深入对比后的科学选择。而承认西方现代管理的全部成就，却仍执着于“以我为主”的中国式管理，无疑是对全球化缺少彻底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