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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前，我曾在一篇题为《谨防浙江经济由民企兴由民企止》（详见2004年11月29日的《中国经营报》）的文章中指出：浙江的民企不但远远地走在了全国的前列，而且也已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口。随着各地尤其是中西部地区民营企业的蓬勃兴起和国家接轨WTO程度的加深，原来支撑浙江民企快速增长的先发优势、劳动力优势、原辅材料优势正在一点点丧失。浙江民企如不主动迎接这一转折，成功实现这一转折，乘势向上登一个台阶，则必将陷于长期的停顿。类似的转折也曾一而三、三而再地出现在英国、美国、台湾、广东等先发国家和地区。因为全世界的市场经济就是一条环环相扣的链条，链条上的每个环节只有不断地向上游迈进，才能为自已赢得可持续发展的生机无限。不进则止、不进则退是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四年前，我的这篇盛世危言虽然也得到了浙江知名企业家——方太集团董事长茅理翔先生的激情声援，茅先生还为此专门撰文称我“的确切中了浙江民企发展之‘命脉’”，强调“这是一个严肃的，也是极严峻的大课题”，“浙江民企要自我反思”等，因而，溅起了几朵小小的水花，但也就仅此而已，未能在市场形势一片大好，一好遮百丑的官方民间激起进一步的反响。

　　四年后，我在《谨防浙江经济由民企兴由民企止》一文中的担心不幸变成了令人痛心的现实。据报道，“以往靠鞋子、打火机等传统制造行业闻名的浙江地方经济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危机，产值明显回落，效益大幅下降；出口形势严峻，增速跌入低谷；资金普遍短缺，经营难以为继。”“生存面临危机，关停并转增多，许多中小企业提前被淘汰出局。浙江台州的一份文件显示，台州5371家上规模企业中，亏损1111家，亏损企业亏损额为3.09亿元。宁波一些家电制造企业至今未接到一笔订单，中小企业的生存经营状况‘堪忧’。”

　　民营企业早已是当今中国宏观经济中的一支不可小觑的重要力量，而浙江又是民营企业的大省，浙江民营经济的困境在相当程度上也就是整个中国经济的困境，因而，发生在浙江、长三角地区民营企业的困境就不能不惊动到国务院、浙江省的各级领导，不能不引来各级领导的高密度关注与靠前指导。

　　高层领导的高密度关注、外部经营环境的改善、融资渠道的拓宽等等当然会有益于问题的解决，当然会令人振奋，但振奋之余我们仍深感不足，不足在浙江民企对问题的分析仍然主要把目光向外，归咎于“人民币升值、银根紧缩、成本上升、出口退税率下调、次贷危机、各种调控措施叠加实施、倒逼机制过急过严。”不足在他们错将内伤当外伤治！

　　同为浙江民企，同样的外部经营大环境，为什么“倒闭的均是小型企业，而称得上规模的企业却开工情况良好，产销两旺？”为什么温州正泰集团“1～6月份，销售额同比增长25%、利润增长26%，全年出口额预计超过20亿元”，能一枝独秀，迎难而上？问题的根本不在外部，而在内部，在于企业自身参加市场竞争的能力弱，外因只是事物变化的条件。特别是对于已经走过了一次创业阶段的浙江民企而言，更应该眼睛向内，找自身的问题。

　　规模企业的风景这边独好是因为他们有品牌，产品和服务有生命力，生存发展的主动权在企业自己的手中，能依靠管理上台阶构建出一个适宜于创新的机制，引来创新的人才，不尽创新滚滚来。反观那些在竞争中败下阵来的浙江民企，恰恰是在管理上台阶上抱残守缺，多年一贯的独裁、专权、无序、排斥外来人才的家族家长式管理，看来看去就那几个老面孔、老员工、老婆子围绕老观念的老板转。这类只能靠廉价劳动力、靠消耗资源、靠牺牲环境过日子的企业，在市场形势一片大好时虽然也跟着有酒有肉吃，但一旦竞争加剧，遭遇到生存危机就成为他们必然的宿命。

　　一个人小学上完读初中，初中上完读高中，一步一个台阶地往上走。小学生有小学生的职业，高中生有高中生的职业，知识水平不一，能进入的职业空间也不一。大凡想要进入更大职业空间的人们，文凭可以不拿，但书不能不读，不读就上不去。一家企业的生存发展也是这个道理，一开始你可以靠胆大、先人一步、粗放型的经营挖得第一桶金，但第一桶金到手后你得乘势往上走，转而精炼自己的组织管理，提升企业的应变能力，朝集约型经营的方向走。市场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陷入困境的浙江民企若不能以壮士断腕的精神，向先行的正泰、方太集团学习，按现代企业管理的要求，苦练内功，革命革心，疗好自己的内伤，就别指望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有一线生机。

　　给个人治病要对症下药，给企业治病也要对症状下药。各级政府的关心支持固然必不可少，但不能越俎代庖，主次不分。政府该帮的忙照帮，不该帮的忙不帮，三分帮人真帮人，七分帮人帮死人。况且政府不是财富的直接创造者，政府的减税和专项投入到头来都有赖于企业，羊毛出在羊身上，羊身上不长毛，政府的减税和专项投入都不能持久。

　　时至今日，浙江民企的问题主要在内而不在外，主要靠企业自身，靠家族家长制企业老板的自我进化与第一变革。有关包括浙江民企在内的中国企业进行第一变革——将人治的管理变革为法治的管理的因为所以和路线图，我已在《第一变革》一书中作了十分详尽的阐述，有兴趣的朋友可直接登录“中人网”的“图书”栏目的“在线连载”。

　　今年适逢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三十年一个轮回，中国经济能够从粗放型改革中谋得的利益也屈指可数了，无非是将老的一套继续向中西部地区延伸。接下来的改革必须从提升品质上下功夫，否则，浙江民企的前景“堪忧”之现状就会在整个中国复制。我这里有两句老生常谈供一切关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人士作参考：

　　以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为坐标，中国社会若不能进行切实的体制改革，则东南亚各国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华人社会若不能进行深刻的文化反思，则日本在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就是我们的后天！

　　作者：赵伯平，1965年生。先后出版过的著作有《中国企业的病根子》（被列为“2006年影响中国企业管理的十本团购图书”之一）、《三阶梯管理》、《第一变革》、《老调新谈》。

　　来源：中国管理传播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