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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伟绅律师行（Clifford Chance）的全球执行合伙人彼得·康奈尔（Peter Cornell）的决定惹恼了他的美国合作伙伴。他决定搬去纽约，以便专注于公司的美国业务。而这家全球最大律师事务所的总部在英国。

    此举突出表明了两点。首先，尽管有了无线通讯和虚拟机构，但对于运作一个全球机构来说，领导人和公司总部的有形位置仍然关系重大。第二，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总部所在地具有象征意义。

    对于全球企业来说，总部的选址是个重大决定。高伟绅律师行正试图做一件两全其美的事：把领导人搬到纽约，但同时把总部留在伦敦。

    其它公司把全盘重置视为最佳选择。公司考虑搬迁总有诸多原因，而做出的决定基本上是讲求实际的。

    过去数年来，房地产价格不断上升，导致大批公司撤离纽约和新英格兰地区，搬到美国南部和中西部。电子集团罗克韦尔（Rockwell）从老家加州搬到了中西部，以便更靠近公司的主要生产设施。有线电视公司Adelphia从宾夕法尼亚搬到丹佛安家，这是公司拓展美国西部市场战略的一部分。财务软件公司Iris Finance将总部从旧金山搬到了伦敦，因为它相信，伦敦是接近其全球各地客户的最佳地点。

    2001年，波音（Boeing）将总部从传统家园西雅图搬到了芝加哥。有两个因素促使它做出这个突然决定：获得成本优势并更方便接触客户。但波音这么做，也是故意在向客户和市场发出一个信号。

    波音在传统上被视为一家飞机制造商，但它希望改变形象，把自己展现为一家多元化的全球性公司。通过把总部与西雅图的主要生产工厂分离，波音的领导人试图让世界相信，制造飞机再也不是这家集团最核心的业务，但这个策略不太成功。

    波音搬迁总部所传递的信号并未完全被积极接受。西雅图一些人有敌对反应，他们把该公司视为当地社会的一部分，而把公司迁移视为背叛。自1916年创立以来，波音的总部一直在这个城市，其创始人比尔·波音（Bill Boeing）被视为当地的英雄。

    首席执行官和总部的有形位置往往在公司形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电气产品制造商戴森公司（Dyson）在2002年把真空吸尘器的生产部门搬到了东南亚地区，公司为此受到一些领域的批评。作为回应，公司创始人詹姆斯·戴森（James Dyson）强调说，公司多数部门将留在英国，包括公司总部。戴森公司的形象深深植根于它的英国特性，因而尽管它的总部可以座落在英国的几乎任何地方，但如果搬出英国，就将向顾客发出更负面的信号。

    同样，可口可乐公司（Coca-Cola）心甘情愿将总部留在亚特兰大，并与当地社会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而这种联系是公司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可口可乐创建于19世纪，自那以来亚特兰大就一直是公司的总部所在地。

    近年来，因总部地点搬迁而导致最具破坏力影响的要属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在香港回归中国的前夕，这家总部在香港的贸易集团做出决定，将总部搬到了百慕大。这一举动激怒了中国政府。中国政府谴责说，它正试图向香港商界确保，政权移交不会伤害它们的利益，但怡和洋行却在这个时候弃香港而去。作为回应，中国银行（Bank of China）发行了一张新钞，上面印着众多摩天大楼组成的香港天际线，其中怡和洋行大厦被抹掉了。这件事闹得很大，在香港无人不晓。

    对高伟绅律师行来说，康奈尔先生搬到纽约的决定，也许是受实际需要支配的，那就是需要进行机构控制，并与一个重要的市场建立更紧密的联系。这个决定的重要象征作用可能最终会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