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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朱公原名范蠡，春秋时代人，初和越王勾践做事，后来发现勾践是个只能共患难不能共享安乐的人，就毅然离开了他，坐船飘行到五湖去了。到了齐国叫陶的地方，他改名为陶朱公，从事耕种和做买卖生意，不久积蓄了许多钱，成为巨富。

    范蠡虽是越王的谋臣，但他不搞战国策士纵横捭阖的那一套，《史记越王句践世家》所记他向越王进谏和对答中，讲的都是阴阳盈输天人顺逆的道理，十分形而上，俨然是个哲学家。他经商也如从政一样，胸有成算，看得准，拿得稳，而且提得起，放得下，绝不像守财奴那样为金钱所困扰。这是因为他文化底气厚，以谋略家的态度对待金钱和利得，用今

    天的话来说，是活得十分潇洒，干得十分漂亮，看上去舒服。

    经商当然是为了赚钱，但高明的大商业家就得有气派，并不是整个脑袋都钻在钱眼里。那些专打小算盘，一点小钱都斤斤计较的吝啬鬼，肯定委顿颟顸，做生意也赚不了大钱，成不了气候。如《儒林外史》里的人物严监生那样，连点两根灯草也怕费油，不挑掉一根就死不瞑目的角色，便只能当当土老肥，不是经商兴业的料。

    《史记》叙范蠡辞掉齐国的相位后，也像告辞越国一样，立即开路，把在齐国积储的数十万资产统统施舍掉，“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他主观上也许并不企望别人报答，但实际效应是结了人缘，肯定会在以后的事业中获得方便，所以没多久，范蠡在经商中致资累巨万(《史记集解》引徐广：巨万即万万)，成了亿万富翁。

    范蠡的一生，先是以一介书生成为越王句践的谋士，尽智竭力为越王报仇灭了吴国；此后功成身退，在齐国变名致富，佩齐国相印；又立即弃相迁陶，成了亿万富豪陶朱公。正如司马迁在《史记》中给他的定评：“故范蠡三徙，成名于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这样的曲折就够不平凡了，而他晚年的一件事就更令人动容，更富戏剧性，更令人击节称叹。此事亦载于《史记越王句践世家》，我常常感到奇怪和憾惜：为什么历来的作家、戏剧家，都一古脑儿逮住范蠡和西施虚无飘渺的爱情故事做文章，而这样的动人故事却轻轻放过！

    事情发生在范蠡晚年，他的第二个儿子在楚国杀了人，投入了大牢。他派刚刚成年的小儿子带了黄金千镒，到楚国去打点。大儿子有意见了，这分明是看准他没有出息，便大闹情绪，要求派他去。范蠡不依，长子愤而要自杀。范蠡夫人劝道：“小的去未必一定能救活老二，先就让老大闹得要死要活，倘若真有不测，岂不又添上一口？”范蠡不得已，只好勉强同意。他交给儿子一封致老友庄生的信，严肃地叮咛道：“到楚国后就把黄金千镒送给庄生，一切都请他去干，千万不要过问！”

    大少爷到了楚国，在城郊一个蓬门小户找到庄生，遵照父命将信件和黄金送上。庄生吩咐道：“你立刻回去，千万不能在此停留。即便你兄弟被释，也不要问所以然。”可是这位大少爷不听告诫，自作聪明地另走门路，拿钱去贿赂了一个楚国有权势的贵人，自己留下来听消息。

    这位庄生虽然穷居陋巷，但以学问道德闻名，楚国上下都很尊信他。他并不贪图范蠡的赠金，准备事成后归还。这些情况这位范大少爷哪知道！

    庄生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进见楚王，诡称天上有星宿出现，将不利于楚国。楚王素来信仰庄生，问其解禳之法。庄生说惟德政可以除之。楚王于是决定大赦囚犯。赦令未颁，收受范大少爷贿赂的那位贵人先已得讯，便告诉大少爷，说令兄得救了，国王马上要下赦令。大少爷大喜，以为楚王一发赦令，老二就会被释，何必白白地将千金送给庄生呢？
    于是，大少爷又去见庄生，说：“听人说楚王将发大赦令，那么我兄弟可以被释放了，故而特来告辞。”庄生情知他的用意是想要回黄金，便将黄金原封不动地让大少爷拿走。大少爷十分得意，以为救了兄弟，又没花掉金子，高高兴兴地携金而出。

    庄生痛恨自己为小儿所玩弄，进见楚王道：“日前大王因星变将行赦令，但我听国人传言，说行赦令是为了天下巨富陶朱公的儿子杀人被囚，陶家向大王左右行贿之故。”楚王大怒，决定先杀了陶家儿子再下赦令。于是，大少爷终于哭哭啼啼带了兄弟的尸体回家。

    全家人自然伤心痛哭，范蠡却很镇定，说：“我料定他必然要害死他兄弟才回来的。他并非不爱兄弟，只因为从小随父母漂流，知道财富得之不易，因而舍不得以千金送人。而小儿出生后就在财富中长大，不会珍惜金钱。我前次坚决要派小的去，就是为此。这是事理之所当然，我早就料到这结果的。”

    瞧，范蠡是多么洞察人情，料事如神。如此明察事理的哲人，自然处世、从政、经商无往而不操胜券。范蠡真可称古今一绝。

    作者：杨宏   来源：中国总裁培训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