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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管理学家》，作者：刘文瑞 王肖婧

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是公认的经济学祖师，但他在管理学中的地位却十分微妙。作为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立者，亚当·斯密在经济学界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他的《国富论》在经济学领域的影响极为深远。同时，他在伦理学方面的建树也十分出名，他的《道德情操论》至今依然是经典之作。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斯密对管理学的贡献。在管理学领域，人们总是把斯密看做经济学家，在推崇他的经济学理论的同时又把他置于管理学之外。所谓地位微妙，是指管理学家们都客客气气地尊奉斯密为大师先哲，但又不把他看做管理学的圈内人士。厄威克的名著《管理备要—七十位先驱者生活和工作的历史记载》，收录了从工业革命到古典管理学时期的众多人物，应有尽有，连制造蒸汽机的小瓦特和博尔顿也有一席之地，惟独没有亚当·斯密。因而，如何认识斯密与管理学的关系，至今仍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1723年6月5日，亚当·斯密出生于苏格兰法夫郡一个只有1500人左右的小镇柯卡尔迪（Kirkcaldy）。幼年的斯密聪明好学，14岁就进入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主修拉丁语、希腊语、数学以及道德哲学。在格拉斯哥学习期间，著名哲学教授弗兰西斯·哈奇森的自由主义精神给予斯密很大启发，斯密对这位老师的教导一直念念不忘。1740年，斯密获得了奖学金，进入著名学府牛津大学学习，1746年毕业后回到故乡柯卡尔迪。1748年，斯密开始在爱丁堡大学担任讲师，主讲英国文学，几年后又开始讲授经济学课程。1751年，斯密回到母校格拉斯哥任教授，主讲逻辑学和道德哲学。在格拉斯哥大学任职期间，斯密公开发表经济自由主义的主张，形成了自己的经济学观点。1759年，斯密的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出版，这部著作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使他跻身于英国一流学者之列。1764年，斯密受布克莱(Buccleuch)公爵之邀，离开格拉斯哥大学，到欧洲大陆旅行。旅行的经历以及在旅行过程中同许多著名大陆学者的交往，促使斯密经济理论走向成熟，尤其是重农主义的经济学家魁奈对他影响很大。三年后，斯密回到伦敦，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为了完成自己的研究工作，斯密回到故乡柯卡尔迪，开始潜心撰写经济学著作。1776年，这部写作历时六年，修改三年的经济学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终于完成。它的发表，标志着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正式诞生。

在写作《国富论》的过程中，斯密积劳成疾。自1784年开始，他健康状况持续恶化。但斯密依然笔耕不辍，继续写作两部关于哲学和经济学的著作。1787年，斯密应邀去伦敦为英国内阁成员讲授经济学，同年11月，又被推荐担任母校格拉斯哥大学的校长。1790年7月，这位终身未娶的伟大学者与世长辞。

斯密一生追求完美，在临终前，他坚持将未完成的十几部手稿付之一炬，实践了他认真负责的一贯理念。当然，对后世的读者来说，这些手稿的焚毁则是一大损失。在他逝世后，后人根据他的学生所记的笔记，1796年整理出版了《正义、警察、岁入和军备讲稿》，其他遗稿也陆续整理出版，包括1793年的《哲学问题论集》，1795年的《天文学史》等等。

斯密一生最密切的朋友是大卫·休谟，休谟在哲学方面的造诣对斯密产生了很大影响。两人大概于1751年前后结识，此后，两人除见面外，一直有着频繁的通信联系。当斯密在写完《国富论》后，担心自己健康恶化有可能看不到该书的出版，便指定休谟为自己的遗稿管理人。但结果却是休谟去世在先。而休谟的遗嘱中，恰恰指定斯密为遗稿管理人。

亚当·斯密的著作，对后世有着重大影响。时至今日，经济学界依然不断有“回到斯密”的呼声。如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在他的著述中反复阐明斯密的贡献。森的福利经济学，就是建立在斯密的理论基础上。在经济学界，斯密几乎成为被征引最多的作家。根据伦敦《泰晤士报》报道，英格兰银行决定，从2007年起，亚当·斯密的头像将出现在英国20镑面值的新版钞票上。

经济学界看重斯密无可厚非，问题是，斯密对管理学的贡献是什么？本文认为，正是斯密的经济学理论，为管理学的诞生铺垫出了理论前提。《国富论》同管理学紧密相关的，主要有两方面内容，一是经济人假设的提出，二是劳动分工理论。

任何一门学科，如果要进行相应的科学研究，都离不开必要的假设。这种假设，在自然科学中称之为公理。当然，基本假设是非常少的。假设越少，在相关的理论体系中就越重要。其他定理和公式，都是以基本假设为前提推演出来的。社会科学中，这种得到学界公认的假设寥寥可数，经济人假设就是其中之一。假如基本假设被否定或被证伪，学科范式就会产生革命性的变化。可以说，基本假设是学科的起始原点。对于管理学来说，经济人假设就具有这种学科原点式的地位。

斯密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经济人”概念，但学界公认经济人假设的始祖是他。他在《国富论》中有这样一段被广为征引的名言：“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王亚南、郭大力译本，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4页）。在斯密看来，生产者为人们提供各种各样的商品，不是出于对他人的同情和恩惠，而是出于生产者“自利的打算”。人具有追求自身利益的普遍性，每个人行为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利己”。斯密在论述市场秩序形成的原理时，特别强调追求私利的意义。这种自利动机和行为，被后人概括为“经济人”。但是，按自利原则行事，并不能保证人们不悖于常理，神经失常或某些疯狂行为，也可能合乎自利动机。经济学毕竟不是精神病理学，所以，还必须同时假定“经济人”的自利是符合理性的。也就说，人们的自利行为，不是出于任意的想象或盲目的冲动，而是以可以理解的方式即比较利害得失的方式进行的。西尼尔(nassau william senior）沿着斯密的思路，确立了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公理，并由此推论出边际效益递减学说。到了1836年，约翰·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定义及研究这门学问的哲学方法》中，给出了经济人假设的标准定义，即“把人看做必然是在现有知识水平上以最少劳动和最小生理节制获取最多必需品、享受和奢侈品”。至此，经济人假设基本定型。

当代管理学家沙因，把“经济人”假设具体归纳为四点。第一，人是由经济诱因来引发工作动机的，其目的在于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第二，经济诱因在组织的控制下，因此，人被动地在组织的操纵、激励和控制之下从事工作；第三，人以一种合乎理性的、精打细算的方式行事；第四，人的情感是非理性的，会干预人对经济利益的合理追求。组织必须设法控制个人的感情。

对于管理学来说，必须从人的本性和动机出发来构建相应的理论和方法体系。早期的管理学家，无论是泰罗还是法约尔，他们的理论都以经济人假设为逻辑前提。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管理学常常被人们看做是经济学的分支领域。即使管理学获得了学术上的独立地位后，也与经济学不分轩轾，互相呼应。行为科学诞生后，管理学领域以社会人假设发起了对经济人假设的质疑和挑战，但并未撼动经济人假设的主流地位，反而促使其不断完善，并向其他学科渗透。198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正是以经济人假设来研究政治决策，提出了公共选择理论。在管理学领域，经济人假设远远没有过时。在管理学的不同学派中，不管是赞成经济人假设还是反对经济人假设，都绕不过斯密的理论铺垫。

斯密对管理学的另一个贡献是他的分工理论。著名的《国富论》，开宗明义第一章就是论分工。斯密认为，分工程度是一个国家产业、劳动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国民财富增长状况的标志。他对劳动分工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且认为，劳动生产力的增进，以及劳动过程中的熟练程度、技巧和判断力的高低，都同分工紧密相关。斯密以别针工厂为例，说明分工可以使效率大幅度提高（在新版20英镑钞票的斯密头像后，就是别针工厂的图案）。他指出，一个工人在没有受过业务训练并且不熟悉机器操作的情况下，一天或许一根别针也造不出来，最多也不会超过20根别针。而将整个工作分成若干工序，安排不同人负责其中一个工序，效率则会提高许多。具体做法就是按整个制作业务分成抽丝、拉直、切断、削尖、打磨、安装针帽、刷白、包装等18道不同工序，一个人负责其中一项或者两三项，这样可以将一天的产量提高到每人4800枚。也就是说，如果工人独自工作完成全部工序，无法完成他们适当分工之后所做工作量的1/240。斯密还分析了分工使劳动效率大幅度增长的原因：“第一，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须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第三，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使一个人能够做许多工作。”（出处同前，第16页）基于上述的分析，斯密认为分工原理不仅仅适用于某一行业，而且适用于整个社会，各个行业都能由于分工的出现而大幅度提高产量。

斯密提出的分工思想，直接导致了管理学的诞生。从数学家巴贝奇到工程师泰罗，都秉承了斯密的分工理论。科学管理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不仅强调生产技术的分工，而且主张组织结构的分工和管理职能的分工。泰罗所主张的计划与执行分离、计划室与车间分离、职能工长制，都是以分工为出发点。而分工势必带来相应的协作和统一问题，由此使管理成为必不可少的组织任务，同时也使管理的内容和方法出现了划时代的变化。管理的各种技术手段，都与生产分工有关，并进而发展为组织分工和管理分工。

可以说，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和分工理论，构成了管理学的理论前提和技术前提。但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疑问：各种管理学著作在讲述理论前辈时，总会提到其他人，甚至会追溯到古埃及和古中国，但往往不会把斯密看做管理学始祖，其原因何在？

或许，这一切都与斯密的出发点有关。他的研究，立足于整体的社会经济，而不是立足于个体的企业经营，即立足于“国民财富”而不是立足于“企业效益”。斯密论证的逻辑，是由交换而产生分工，由分工和交换而形成市场，由市场交易而产生货币，进而转向对资本的研究和对经济政策的评析。所以，他的理论与企业的具体经营活动基本没有联系。另外，简单分析其理论不难看出，斯密从本质上是反对管理的。管理运用的是“看得见的手”，而斯密大力提倡的是“看不见的手”。他提出的“经济人”假设，立足于人人对私利的追求，进而通过交易满足社会公共利益。所以，斯密主张充分的经济自由和完全的自由竞争，通过市场的价值规律自然而然地对企业经营起调节作用。这种调节，不仅作用于市场价格，使得商品的种类和数量与社会的有效需求相一致，而且作用于生产要素和资源，使它们按照不断优化的比例配置于不同的生产部门。正是出于这一逻辑，斯密反对国家干预，强调把调节机制交给市场，由市场来制约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对于国家来说，充当“守夜人”角色足矣。那么，同样的道理，他压根儿不讲企业管理的作用，而是强调由市场来调节企业的运行。在他的理论中，只有“资本家”是必不可少的，而没有“经理人”的地位。这正是斯密的理论没有发展为管理学的一个重要原因。

尽管斯密不是管理学的创始人，但管理学却离不开他的理论。如果说，斯密关注的是企业外部的“交易”，那么，管理学关注的是企业内部的“调控”。斯密关注的是“自发秩序”，而管理学关注的是“人为秩序”。相反相成，同一源头的不同方向流出了经济学和管理学两条理论长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