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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管理学家》，作者：贺庆鸿 闻华

安德鲁·尤尔（Andrew Ure, 1778－1857）是第一个从理论和技术上在大学培训技术和管理人员的教育者。尤尔出生于英国的格拉斯哥，先后在爱丁堡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学习，从1804年起，尤尔成为格拉斯哥大学安德逊学院的教授，从事化学及自然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

如果没有工业革命的兴起和工厂制度的诞生，也许我们现在所能知道的尤尔不过是一位普通的化学和自然哲学教授而已。可是历史却偏偏青睐于他，给他了一个名垂青史的机会。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工业革命率先在英国出现了。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纺织机等机器的发明是工具上的革命，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是动力上的革命，工厂制度的发明则是生产组织方式上的革命。随着工业革命的继续向前推进，工厂制度的发展出现了两重性。一方面，从当时的技术和资本的角度来看，扩大生产规模是有可能的，而且由于竞争，扩大工厂也是十分必要的。另一方面，扩大生产带来了许许多多管理上的问题，工业中的效率问题、控制问题以及对工人的管理问题日益凸现出来，而管理人员的缺乏显得尤其突出。尤尔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和社会责任感，及时对这一问题做出了时代的回应。

在尤尔的建议下，格拉斯哥大学1839年专门建立了一所向工人传授科学知识的学院。尤尔自己一马当先，开启了管理教育的先河。尤尔的教育是富有成效的。很多听他讲课的人员很快从工人转变为职员、仓库管理员、小商人和店主，当时日益发展的工厂制度所需要的管理人员，正是从这些学员中诞生的。法国的夏尔·迪潘在访问大不列颠时参观了许多工厂，深有感触地说，这些工厂中的很多管理人员都是尤尔的学生。尤尔自己对此也十分自豪，在他的《制造业哲学：大不列颠工厂制度的科学、道德和商业经济的说明》中谈道，他的学生“作为工厂的厂主和管理人员遍及联合王国的各地”。

对工业教育极为关心的尤尔，一面根据他的经验和观点传授工厂制度和管理技术，一面著书立说阐明他对工厂制度的看法。1835年出版的《制造业哲学》便是在这种背景下问世的。虽然尤尔的著作大部分是探讨丝绸、棉纺、毛纺以及麻纺工业的制造技术问题，但他最终还是谈到了管理。在当时的条件下，尤尔认为企业管理的本质，是用机械科学代替手工技巧，用训练有素的企业职工代替经验技巧型的手工艺人。要达到这一目的，尤尔强调，管理人员必须对生产做出安排，使生产过程相互衔接，实现整个工厂的协调一致。他认为，在每一个工厂都有三个系统，即机械系统、道德系统和商业系统。机械系统指的是生产技术和过程，道德系统指的是人员状况，商业系统指的是销售和筹集资金功能。这三个系统要形成有机配合的三种原则，指导企业的运行。

除了技术和管理上的探索外，尤尔不遗余力地为当时的工厂制度辩护。例如，他举例说，“就个人的舒适”而言，工厂工人得到的待遇要比非工业组织中的工匠要好。他们吃得较好，同时由于工厂主提供了机器，他们的劳动也比较轻松，报酬也比较高。他还举例说，童工住在管理良好的宿舍里，受到实际的教育和宗教的教育，饮食也比较好。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注意到了尤尔的观点，认为尤尔天真而正确地说出了机器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但坚定地站在工厂主的立场上。

同尤尔类似，法国的夏尔·迪潘（Charles Dupin，又译为查尔斯·杜平，1784－1873）也是一位管理教育的先驱。他在1816－1818年访问英国，英伦三岛蒸蒸日上的工业给他带来了深刻的印象。他详细考察了英国的工厂制度和管理体系，并同尤尔有着广泛的交流，研究了尤尔在培养管理人才方面的贡献。回法国巴黎不久，他被聘任为公立艺术和职业学校的数学和经济学教授。在任教期间，他写出了《在大不列颠的旅行》一书。1831年，他出版了《关于工人情况的谈话》。在这本书里迪潘写道：“12年来，为了有助于工人阶级，我一直有幸教授应用于技术的几何学和力学。”他这本书要关注的内容是：“对工人的福利、教育和美德的关心，对国家工业的进展、以及对发展能为我国带来共荣和幸福的各种富国强民方法的关心。”迪潘有个非常有名的同事，就是著名经济学家萨伊。如果说，是萨伊把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带到了法国，那么，迪潘则把安德鲁·尤尔的管理教育带到了法国。

迪潘强调：“工场和工厂的管理者应该借助于几何学和应用机械学，对节省工人劳力的所有方法进行专门的研究。对于一个成为别人的领导者的人来说，体力工作只占有第二位的重要性，使他处于高位的是他的智力。”1826年时，法国98个城市中有五千多名职工学习迪潘的管理教材。在迪潘的管理教育中，已经涉及到工时研究和分工协作问题。

迪潘对工业化持乐观态度，同尤尔类似，他也不遗余力地赞扬工厂制度。对于当时人们认为机械化会引发失业的观点，迪潘以英国为例进行了反驳，他指出，英国在采用蒸汽机以前，只有100万名工人，而蒸汽机广泛使用后，工人达到了300万。因而，机械化不仅不会抢走工人的饭碗，反而能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机器化大生产越发展，对工人就越有利。

尤尔和迪潘，都涉及到了对当时工厂制度的评价问题。有一种非常普遍的看法是，工厂制度的出现，使工人陷入了更为悲惨的境地，而资本家大多是贪得无厌、掠夺无度的强盗。然而，大量的研究表明，即使是西方的“血汗工厂”，当时的工人生活状况和健康水平也高于同期的农民。长期以来有一种说法，工人阶级受压迫最深重，所以革命性最强。实际上，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工人阶级的革命性最强，是由于它同最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而不是由于它受压迫最深重。尤尔与迪潘为工厂制度辩护，固然代表了资产阶级，但他们是站在社会进步的立场上，而不单纯是资本家的代言人。

更重要的是，伴随着大工业的出现，管理问题日益突出。从企业的经济效益来看，规模化是必然趋势。然而，由于没有足够的管理人才和管理技术，人们习惯于小作坊式的经营，大规模生产有着难以逾越的管理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大生产”和“小管理”的冲突越来越尖锐。所以，在早期工业化国家，不约而同地实行了一种管理方法上的“变通”，就是采用承包制经营。所谓承包制，本质上就是把大规模生产单位分解为可以像家庭或作坊式经营的小管理单位。承包制有许多明显的弊端，最明显的就是加重剥削和短期行为。然而，在没有更好的方法取代承包制以前，企业家只好不得已而为之。从这一意义上看，尤尔和迪潘的管理教育，对于形成替代承包制下“拿摩温”的新式经理人员，具有开创意义。

雷恩在《管理思想的演变》中对尤尔和迪潘的贡献是这样评价的：“迪潘的工作受到了尤尔的影响，而迪潘又对亨利·法约尔具有影响，而后者是又一位在思想上引导现代管理理论形成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