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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动机}

^{作为人民币上的人物，苏春熙年轻时的相貌随着贰角钱的流通走进了千家万户。但是，由于苏春熙的低调，现在即使是她身边的人，也很少有人知道她当年与人民币的渊源。}

^{她当年是怎么被选中，作为少数民族的代表印到人民币上的？这段经历对她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之后她的生活是怎么继续的？}

^{昨日，本报记者对话已经进入不惑之年的苏春熙，请她讲述她与人民币的故事。}

^{1980年版贰角人民币票样。右一为苏春熙。}

苏春熙，对许多人来说可能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名字是陌生的，样子却是熟知的。

1980年版的贰角人民币上，有两名俊俏的少数民族姑娘的头像，其中，右边朝鲜族姑娘的原型就是她。如今人到中年的她，居住在北京，过着平淡幸福的生活。说起17岁时的那次“照相”

经历，她只觉得是一种巧合。

政治条件好到北京做讲解员

新京报：你现在拿贰角钱人民币去买东西，跟一般人感觉不一样吧？

苏春熙（以下简称“苏”）：我没有怎么当回事。看得比较淡。

新京报：你现在兜里有这种贰角钱吗？

苏：有。不过，这是我知道要接受采访，专门去银行取的。

现在条件好了，使用角钱的机会少了，当年两角钱能买不少东西。

新京报：当时为人民币拍照时，你在做什么工作？

苏：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做讲解员。

新京报：你是怎么到北京做讲解员的？

苏：巧合吧，1979年是国庆30周年，国家民委要做民族工作30周年展览，每个少数民族都要求派代表做讲解员。当时朝鲜族有两个名额，国家民委交给了吉林省民委，吉林省民委交给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民委，州民委把两个名额给当地的州博物馆。当时我高中刚毕业，被当地民族博物馆招了进去，就来到了北京民族文化宫。

新京报：当时挑选的条件严格吗？

苏：当时的条件要求汉语和朝鲜语都说得比较流利，高中毕业，比较年轻的，五官端正。当时在自治州两种语言都说得比较流利的人不太多，要么是朝鲜语好，汉语不好。其实，我小学三年级之前不会讲汉语，直到三年级的时候才上了汉族学校。

除了这个条件之外，还是比较注重政治条件的，因为那个年代“四人帮”刚刚被打倒。

当时我父亲是老革命，过去是当兵的，又是新中国成立前部队的干部。

新京报：到北京来是正式调动？

苏：暂时的。来北京是借调两年，来的时候说得很明确，就是做民族工作展览讲解员，实际上就是30周年少数民族工作展览讲解员。

新京报：家人同意吗？

苏：别说同意了，都高兴坏了。因为这是被国家选中代表一个民族过来。从7月份选拔，到9月份就很快定下来了。我们朝鲜族两个人都是博物馆的，我个子不太高，所以后来博物馆特意给我定做了高跟鞋。

讲解员个个漂亮她被称“卖花姑娘”

新京报：你们当时拍照的机会多吗？

苏：多。当时民族文化宫有90多个各个民族的讲解员，有些民族是一个人，有些民族可能是两个人。民族文化宫给我们每个人做了两套民族服装，冬天穿的和夏天穿的。所以，当时很多人来这里给各个民族的人拍照，还有制作石膏像的。

新京报：那来当讲解员的都是美女吧？

苏：也有男的，不过女的应该说都长得不错。我们女孩住在民族文化宫13层的一个大厅。一个省是一个角落，虽然艰苦，但现在要回忆起来，那个时候挺高兴。

新京报：有没有男孩子追你们？

苏：呵呵，都追怕了。我们一出去之后，每次都能碰到一些男孩子追我们。其实我们也顶多跑到西单去看看，不过，我们就算在公交车上，都有男孩子追。所以老师对我们统一管理，特别严格，不允许随便出去。当时我们刚到北京，年纪也比较小。

新京报：是不是因为你们穿民族服装太鲜艳了？

苏：不是，我们外出只穿着便装。我们在院子里穿少数民族服装的机会比较多，比如领导来参观、照相什么的，所以很多人知道民族文化宫漂亮姑娘比较多。

我去了之后，老师们都管我叫“卖花姑娘”，说我的形象特像朝鲜的一个电影《卖花姑娘》里的那个姑娘。当时北京电影制片厂拍《阿凡提》的时候，讲解员被选了好几个去演出。

新京报：你不出去的话，业余时间做什么？

苏：我不是特别爱交朋友，除了工作之外，就去图书馆看书。每天该我上班的时候肯定就上班，业余时间我肯定在图书馆。当时我年龄比较小，才十六七岁，总觉得时间不能就这样浪费了。我知道这毕竟属于临时性的工作，我就想考学、念书。

新京报：其他讲解员呢，过得怎么样？

苏：呵呵，我觉得我还是比较认真的，大部分姑娘玩的时间要多些。

总体上来说，两年期间我感觉表现还是不错的。老师要求我们背讲解词，我第一个背下来，我的文化课成绩也是最好的，老师还表扬我。所以当时领导来、外宾来，经常让我讲解。不过，这两年时间里，我们讲解员还经常组织活动，到全国各地参观，并不单调。

人民币照相未获任何收入

新京报：现在你是不是还经常回忆起那次特别的拍照？

苏：嗯。那次为人民币照相是在民族宫外面院子里照的，不在屋里。其实那个时候很多人来给我们照相，我们已经觉得习以为常。因为当时有一个彝族女孩叫李西（音）特别漂亮，跟我一起照的，当时她捂着肚子喊疼，过两年听说她去世了，很可惜，所以那次印象很深。

新京报：照相的时候，知道是为人民币照的吗？

苏：那个时候老师已经提前告诉我们，是银行方面要来拍照，是出新版人民币需要各民族形象。所以那天我还很精心地梳了头发系了领结，穿上洗干净的民族服装。其实当时老师让怎么样就怎么样，全部是服从，也没有过多打听。

新京报：第一次看见印着自己头像的人民币是哪天？

苏：因为照的时候就告诉我要上80年版人民币，所以就一直留心新版人民币。具体时间不记得了，反正当时我一看到新版的贰角钱，就知道，那是我了。

新京报：看到新版人民币后是不是很兴奋？

苏：也没觉得特别兴奋。因为已经有心理准备了。

新京报：这个画得跟你当年的照片一样吗，哪个更真实一些？

苏：这个并不完完全全是我，基本上是按照我的照片画出来的，稍微加点工，总体看上去这面鼻子和嘴是我，头型也完全是我，穿的花衣服也是我。

新京报：当时在大街上有人认出你来吗？

苏：没有，因为是侧面照的，正面应该就能看得更清楚一些。

新京报：朋友们都知道你的肖像上人民币的事情吗？

苏：没有告诉他们。可能和我的性格有一定关系，我是稍微内向的性格，不爱跟别人说。我拍照后就告诉了我妈妈，后来新版人民币出来后，我妈妈就拿着给很多同事宣传，妈妈的同事有的也开始告诉周围的人。

新京报：当时有人跟你谈肖像权的问题吗？很多人以为你获得了不少的收入。

苏：你看，这就是现在的年轻人跟我们那个时候的不同。

我们那个时候全讲奉献，讲服从，老师让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个时候根本没有人想到这个，也没有人提任何条件。我没有在这件事上获得任何收入。

新京报：要是现在人民币再用一回你的照片呢？

苏：那估计得谈谈了，时代不一样了。不过话说回来，这更是一种荣誉。

大学毕业韩国教汉语

新京报：你做两年讲解员后去做什么了？

苏：1981年以后，根据安排我就回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团委工作。后来因为筹备中国民族博物馆，招聘各民族的工作人员，1985年我又到北京，给调回来了。但因为当时一直在筹备，1987年的时候，我们这拨人觉得失望，干不下去了。当时经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推荐，我考试上了中央民族大学。

新京报：回北京和上大学，是不是都是沾了人民币的光？

苏：关系不大。我能回来，应该说在民族文化宫的表现给国家民委的人留下了不错的印象。至于上大学，也是因为我在自治州的表现。不过，人民币的事情，当时的州长是知道的，他印象很深。

新京报：听说你毕业之后出国了？

苏：对，1989年我去了韩国（南朝鲜）。韩国当时有五大公司，其中有一个公司叫鲜京（音），我在这所大公司专门做贸易翻译工作，还写贸易书。

当时有很多贸易人员都需要提高中文水平，业余时间我又教汉语。

新京报：没有人劝你留在韩国？

苏：当时很多人都劝我在韩国成家。但我在中国长大，很多生活习惯更适应中国，所以1991年就回来了。1991年到1995年期间，到北京大学攻读英语，又兼职做韩国贸易公司管理方面的翻译。1995年我跟我现在的老公认识，就结婚了，女儿现在都10岁了。

老公不相信她是“贰角姑娘”

新京报：你老公什么时候知道这贰角钱的事情的？

苏：刚认识的时候跟他说过。我爱人不相信，他说“不会吧”，我也不愿意跟他再解释，不信就不信吧。我这几天给他说，“你看，记者来找我了吧”。

新京报：沉默了这么多年，你怎么突然愿意出现在人们的面前了？

苏：是一家媒体发起了一个寻找人民币上人物的活动，我亲戚看到后，把我的情况告诉了媒体。这样，20多年后，我因为人民币第一次走到了前台。

新京报：你感觉照片上人民币或者说在民族文化宫工作这两年，对你这些年的影响有多大？

苏：主要是自理能力的锻炼，以前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家。

新京报：人民币上的其他人物好像有的也是讲解员，你跟他们有联系吗？

苏：我要拿过去的照片对的话应该都知道，但我没有一个一个对照过。当时民族文化宫的老师说过，大部分人都是从这批讲解员里出来的。我跟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联系了。

新京报：现在媒体报道你，生活中有人认出你了吗？

苏：没有，毕竟我跟20年前的模样不一样了。有一次我和我妈妈去商场，妈妈就拿着钱来说，“这是我女儿。”我赶紧拉住我妈，“妈，你这是干什么！”

说实话，我不愿意吱声。我觉得现在老了，跟以前照片上差距太大了。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刘英才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浦峰

■对话人物

苏春熙

43岁，朝鲜族人，现为北京某外语培训机构负责人。她是1980年版贰角人民币上的两位少女主人公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