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大家都在热议全球化受挫问题。恕我直言，所谓全球化受挫很可能是一个误导性的暗示，不过也能将错就错地引向一些值得讨论的相关问题。

　　近来出现的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当政、欧洲多国的右倾势力上升，以及中东乱局等事件引起了所谓全球化受挫的讨论。但是，由此类事件就推出全球化受挫，恐怕是过度诠释了。事件的媒体效应总是大于事实的效果，远不足以解释历史的生长方式。事实上，夸大事件的意义，经常赋予各种事件“划时代的”意义，在历史中是比较晚近才出现的事情，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应该是现代传媒时代的产物，是传媒这个行业的经济产品，就是说，事件的事件化是传媒的生产和收益方式。在有事无事都嚷嚷的传媒时代之前，人们会以遥远的眼光去理解历史变迁，会以太阳底下无新事的“渔樵”态度去体会星移斗转。当然，传统生活里的新事确实也不太多，兴衰成败主要是循环性的变迁，因此“渔樵们”能够处事不惊地静观风浪和沧桑。而现代以来确实有更多划时代的事情发生，因此，现代人会有更多的时间断裂感。可问题是，那些所谓全球化受挫的事件恐怕算不上风浪，微波而已，只是全球化博弈中各地为了自身利益所做的某些策略调整，其中的冲突难以改变全球化游戏本身，无非是些“未及道”之有限变化而已。

　　事件与其说是历史的发生方式，还不如说是历史的流失方式。事件在时间中消失，历史之道却不会因此流失，所以布罗代尔建议必须以超越一时事件的长时段去理解历史。不过，最早以长时段去理解历史应该是司马迁，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原则暗含两个长时段问题：（1）如果一种历史能够展现一种长久连续成长的方式，人之道与天之道就必须达成一致，所谓配天。以当代语言去理解，大概意味着，人所建立的文明游戏规则必须符合存在能够不断存在的存在之道；（2）古今之变易必来自“作”，即开拓了可能生活的制度、技术和精神的创作，通过创造历史而继续存在的创作。

　　如果没有创造新的历史游戏，一个异常事件就只是波动而已；或者说，如果不能真正改变游戏规则，一个事件就只是对某个局面的策略性反应，往往根据形势而反复。通常真正触动游戏本身的变化，总是由某种长期持续的历史运动所导致的，而事件只是一些表现。如果利益分配格局改变了（比如当年英法德的列强体系转为美国体系），而利益分配方式却没有改变（仍然是霸权体系），就只是“局面”的变化而不是“历史性”的变化。兴衰意味着沧桑，却未必是变天，游戏中的胜负情况并没有改变游戏本身，正如胜败乃兵家常事，而兵法乃兵家常理，策略的变化并不等于游戏规则的改变。

　　在我们的世界里，上一次发生本质变化，即建构新游戏而导致游戏本身的改变，是现代社会的形成，当下正在发生而尚未完成的全球化又是一次时代巨变。事实上每次时代巨变都始于无形的演变，并非轰动性的事件。现代性的形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酝酿，全球化运动则始于现代的中期的殖民地运动和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而那时现代性尚未达到顶峰，马克思就已经意识到现代性的世界扩张所蕴含的全球化运动。全球化的结果会是什么？这个问题至今仍然具有很大的想象空间。马克思期望的是一个国家消亡了的共产主义世界，这个想象存在许多疑问，但不失为一个深刻的思想。比如说，人的彻底解放是否真的可能？彻底解放会是普遍幸福还是灾难？或者说，自由王国的彻底自由和平等是否导致生活意义的丧失或者灾难性的人性变异？这些都是未知数，但马克思理论至少有一条原则是非常可信的：生产力是一切变化的最终动力。有两个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1）什么是无可选择的可能世界？（2）什么可能生活是可取的？

　　关于（1），按照生产力的概念，我们有理由相信，创造历史的能力从根本上说是技术。只有技术才能创造新的物质世界和新的因果关系，所以，技术是创造新的可能世界的根本原因。可能世界是可能生活的物质条件，改变物质条件的技术便是生活变化的前提。其中有个关键问题：技术是所有人普遍需要的物质条件，而只要是被普遍需要的事物就几乎必然会被普遍化，或者说，只有被普遍需要的东西才能够普遍化。简单地说就是，人人赖于生存的东西必定会普遍化，反过来，能够拒绝而无负面结果的事情就难以普遍化。历史上，技术革命正是创造普遍生活的原因。可以想象，假如人类早期没有出现重大的技术革新（农耕、冶炼、工具等），各个自然群体大概就各过各的，老死不相往来，无须与远方交流，完全没有必要引入他人的生活。换句话说，只有能够改变生活水平的技术才是值得学习模仿的。就今天世界的情况而言，技术的普遍化显然是最显著的特征，电脑、互联网、物流网、金融网，以及几乎所有方面的通用技术标准决定了世界必定发展全球化，历史难以违背技术的普遍化力量。技术的普遍化造成了普遍互相依存、互相需要的全球化游戏，这是超越了任何人的主观意志的力量。其残酷性在于，不论技术发展是否有风险，谁也无力改变这个以普遍技术为存在条件的游戏，除非自愿成为被技术所抛弃而陷于困境的地方和人群。任何一种价值观，无论属于激进左派还是守旧右派，都无力抵抗普遍技术所引导的全球化，因为精神终究无力对抗物质力量。这很可能是个悲剧，也是唯物主义的一个悲剧性原理。

　　技术蕴含的危险性也是众所周知的。技术所定义的可能世界容纳多种可能生活，也因此存在着可以选择的可能性，我们就仍然有希望选择某种良好的可能生活，这件事情落实为游戏规则的建立，于是就有了问题（2），这是一个取决于思想定位的问题。思想将决定做什么和不做什么，决定选择某种可能生活，主要是为给定的可能世界选择某种制度。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到目前为止，全球化并没有发展出适合全球化的新规则，而仍然沿用现代性的旧规则。在一个新游戏里却仍然沿袭旧游戏的规则，这正是全球化的真正难题所在，也是全球化之所以导致经济利益冲突和文化冲突的症结所在。世界经济利益的冲突正是现代理性概念及其逻辑的结果，如果每个人、每个国家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利益冲突就是一个显然而必然的后果。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现代逻辑与全球化游戏之间的不协调，正是目前世界最为显眼却又难以改变的根本困境。于是，按照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现代逻辑而行事的既得利益者一旦在全球化博弈中利益受挫，就转而反对全球化，试图退回到与现代思维比较一致的现代条件。这是一种自然反应，但也是非理性的反应。因为历史难逆，正如覆水难收，而且代价难以承受，唯一符合“经济学”的出路是建立与全球化相配的新游戏规则。

　　问题的另一面是，与普遍技术不同，文化、宗教和历史却几乎不能实现全球化，因为文化、宗教和历史是各地的特殊产品，不是世界的公共产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真正的世界史尚未开始。同样，能够与全球化相配的跨文化或曰超文化（transculture）尚未存在，因此，文明的冲突也难以避免，这一点同样导致了部分人或地区对全球化的不满。关键在于，一种能够形成同心同德效果的跨文化不可能只是某种既定文化的推广，而只能是一种世界共同创作。假如世界能够成为一个与全球化运动相配的世界共同体（community），就需要共同创作一种通用文化而形成共通意（communion）。而且，一种可能的跨文化并非取消各地文化，而是在各地文化之外，共同创作而成的一种通用文化，用于建立世界性的兼容性。因此，通用的跨文化断不可能是某种文化的推广——尽管其构成因素与各种文化有关——而只能基于理性选择。

　　既然通用文化的目的在于建立世界兼容性，那么，唯有基于普遍可行关系的理性原则，即关系理性，才能用于建立作为世界公共产品的全球游戏规则。简单地说，关系理性意味着：互相伤害最小化优先于各自利益最大化。其中的理性考虑落实于两个理由：（1）互相伤害最小化是各自利益最大化的现实主义条件和保障；（2）同时也是世界整体的长期利益的保证。可以说，只有能够通得过关系理性的证明，或者说，能够满足关系理性条件的思维模式，才是普遍可行的。如果我没有想错的话，关系理性正是与全球化游戏相配的思维模式，也是全球化游戏的规则建构的基础和标准。

　　全球化是一个以新技术为主导的世界网络化运动，远远不止是互联网，而是由新技术所定义的各种要求普遍合作的网络。在技术网络化的基础上，政治也会网络化，世界秩序会成为一种网络化的秩序。其中会有许多可能性，比如说，或许国家会发生转型，由现代的边界内主权转变为世界网络的一个运作枢纽，因此成为世界主权的一个股东。这意味着，未来世界的权力可能超越现代的政治实体形式，而演变为政治网络形式。网络化的世界秩序因其网络性质而趋向于以关系理性为准则。一个理由是，在网络化的世界秩序中，摧毁他者等于摧毁自己的存在资源，因此，维护他者成为自身利益的一个条件，于是，世界政治的原则就可能以关系理性为准而从敌对模式变成化敌为友模式。很显然，如果在作为共在条件的网络中试图使他者成为敌人，他者就成为致命的报应，而不再是资源了。假如以关系理性为准的未来政治能够建立可以普遍模仿的存在秩序，就非常接近新天下体系的概念了，其根本意义在于使一切技术成为普惠的，因此使世界秩序成为无人愿意退出的共在秩序。

　　我的结论是，全球化运动正在生成一个世界旋涡模式，尽管目前存在多种互相抵抗的流向，但普遍技术是一种无可阻挡的普遍化力量，假如关系理性能够成为世界之道，那么，充满冲突和矛盾的世界终将汇成一个完成世界内部化的旋涡。

作者：赵汀阳；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主要研究元哲学、伦理学、政治哲学、美学等，广东汕头人。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互动知识中心主持，兼任清华大学伦理和宗教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