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发展方式是关系未来前途的战略抉择，对于改善经济社会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方式粗放的特征明显，发展效率总体不高，发展代价过高过大，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矛盾比较突出，转变发展方式成为深化改革的当务之急。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科技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活力源头，而人才又是决定科技创新内涵和水平的关键。从长远的战略角度来看，深度开发人才资源和强化科技创新越来越成为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内生动力的重要倚靠，对于转变发展方式具有深远战略意义。
 
一、关于转变发展方式的哲学思考
 
生存和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对于人类文明能否高质量地延续具有重大影响。近年来，生态文明、低碳经济、绿色发展等已经成为全球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主流话语，由此意味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范式产生了转移，这种范式转移体现才出当前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刻变革。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指出：“我们这个世纪面临两大变革，即人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同本身的和解。”长期以来，人们比较关注人与人或人与社会的矛盾，而忽略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由此导致的人类生存和发展困境以及所形成的倒逼性反思，促使人们不得不认真思考传统发展模式所产生的弊端和严重的负面后果，从而加深对科学发展意义的理解，并且自觉地将转变发展方式摆上重要议事日程。
 
在人类演化史中，人类对自身与环境的关系理解是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步实践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人们的动机和结果往往不相一致，表明历史是受其内在规律支配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类只有尊重自然规律，把经济增长和物质享受等功利性目标与人类社会演进的理性化目标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任何随心所欲地超出自然环境限度去创造历史都是不可取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强调：“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大自然的有机组成部分，人以及由人构成的各种社会形态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在一定的自然界中进行的，人和社会都不能脱离自然而独立存在。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没有自然界，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人类不可能存在，更谈不上发展。
 
当前，遍及全球的发展方式转型已经远远超出经济学范畴，成为一场意义深远的社会变革。在其现实性上，转变发展方式是人类在思想与实践中自我超越和自我扬弃的创造性活动，人类要想克服乃至消除发展面临的困境，显然要对人类的发展实践进行理性思考和把握，由此而生的科学发展观亦是防止人类文明遭受毁灭的未雨绸缪。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指出：“发展越来越被看作是社会灵魂的一种觉醒”。可持续发展思想是发展哲学的真实体现，是人之为人所特有的存在和发展方式，亦即人类社会实践的根本方式。根据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唯物辩证观，转变发展方式是存在决定意识的必然结果，既顺应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也符合以人为本的发展目的性，其根本目标在于追求更高的人类生态文明。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科学发展观在本质上是一种新的人类生存与发展哲学，不但体现了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有机结合，也为人类未来建构了更科学的发展范式。人与自然所形成的生态系统是以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作为客观基础的，追求生态文明反映了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这是人类文明的主导力量和决定因素，任何部分利益都必须服从这一整体利益。但是曾几何时，唯GDP马首是瞻的增长模式，置人类文明的整体利益于不顾，漠视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导致破坏性的资源开发呈现无政府状态，生态环境严重失衡，人的基本生存安全得不到保障。严酷的现实告诉我们，盲目追求GDP的快速增长必然导致部分利益对整体利益的侵蚀和破坏，到头来只会拖累和延缓人类社会的长远健康发展。
 
在历史长河中，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总会面临种种复杂矛盾，不同时期的主要矛盾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支配和决定作用，并影响和主导着人们的认识和选择。根据辩证法规律，世间万物变化总是先从量变开始的，当量变达到一定程度时，质变开始显现并逐渐成为主导。当前，经历了长期高速发展的我国经济所面临的发展方式转型挑战，其本质和目标指向就是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由量变向质变转化，由低层次质变走向高层次质变，由部分质变走向整体质变，从而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转变发展方式面临的现实问题
 
转变发展方式是一场从思想理念到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模式的内在要求，既是对传统思维定势的破除，也是对传统路径依赖的挑战。习近平主席曾经指出，中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依靠投资驱动、规模扩张、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空间已越来越小，必须更多依靠科技创新引领和支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当前我国经济增长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力投入为主导的痕迹依然明显，不少地方泛滥着GDP增长等于发展、工业化等于现代化的扭曲意识，致使经济增长落入粗放式的功利缺陷，不但产业层次偏低、竞争形式粗放，而且自主知识产权、关键核心技术、科技创新和科学管理等因素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偏低，可持续发展后劲令人堪忧。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曾经指出，我国经济之所以不能够很好地运行，主要原因在于内生机制不完备，对于外生力量的依赖比较严重。目前我国不少地方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那些努力强化内生动力的地区已经逐步显示出越来越强的发展后劲。
 
转变发展方式是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也是确保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其根本动因源自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这是人类社会理性和追求高质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科技进步带来的内驱力所致。实践证明，转变发展方式必须紧紧依靠人才和科技才有出路。依靠人才推进科技创新对于转变发展方式具有积极的引领和促进作用，有利于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进程，有利于使我国尽快从产业价值链的中低端摆脱出来。
 
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科技进步的公共性对于转变发展方式意义重大，尤其是全社会以非竞争方式分享科学技术的程度和水平成为衡量创新型社会的重要标志。譬如，政府R&D投入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及其所产生的公共性影响，包括各类非竞争性的公共创新平台和载体建设等，对于推动科技创新无疑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科技人才是构建科技创新内生动力的源头，人才匮乏将成为影响转变发展方式的一个巨大的公共性问题。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匮乏，人才创新能力不强，人才投入不足，人才体制机制不完善等问题的存在，无疑将引发一系列相关问题的恶性循环，不但严重影响产业转型升级，而且导致潜在的产业优势难以有效转化为竞争优势，从而使得转变发展方式步履维艰。
 
三、转变发展方式的若干对策思路
 
转变发展方式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内生动力机制主要来自于对发展起推动作用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的总和，人才资源和科技创新与转变发展方式的内在机理关系，使得内生动力机制的培育必须把目标更明确地指向人才资源和科技创新，这是保证转变发展方式能够顺利推进的重要基础。
 
（一）加强人才和科技对转变发展方式的引领
 
转变发展方式不仅要选准战略方向，而且要选好发展路径，如果说选择发展方向是做正确的事，那么选择发展道路就是正确地做事，反映了认识论和方法论有机结合的过程。发展的真意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是从物还是从人的意义上来把握发展的本性，这是认识论问题；至于发展路径应做何选择，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确立和发挥人才和科技的引领作用，这是方法论问题。就数学模型的内在逻辑关系而言，转变发展方式作为人才资源和科技创新的函数，他们相互间所表现的强相关性，使得“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特性表现得愈发明显。社会生产力的本质是人的集成创造力，其重要转化形式就是不断地形成创新推动，从而为转变发展方式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二）为转变发展方式营造良好创新环境
 
科技创新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的问题，还是文化和体制问题。原国家科技部部长徐冠华曾指出，文化是科学技术进步的母体，文化影响着科技的生成、发展与传播，影响着创新的进程和结果。研究表明，创新文化力每提高1%，科技创新绩效将提高0.99%，良好的文化环境有利于科技创新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能够有效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步伐。政府在营造良好创新文化的同时，应该不断加强对创新秩序的维护，认真保护好知识产权。市场经济中的企业着力追求利润最大化，包括各种技术模仿手段的采用，既然模仿比创新来得更经济，因此就眼前利益而言，往往成批量地被功利性采用，以至于出现各种扭曲，于是使得创新活动和经济增长趋于非帕累托最优。虽然技术模仿比自主创新来得更为“短平快”，但是暂时的繁荣表象并不能掩盖肤浅的能力基础，长期模仿只会导致永远落后。国家科技部万钢部长指出，与发达国家相比，当前我国科技发展基本形成了跟跑、并跑、领跑三者并存格局，但是仍以跟跑为主。长期模仿不但容易形成惰性，而且会压制创新者的积极性，因此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维护竞争秩序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三）提高转变发展方式的管理创新水平
 
科技创新是以内生动力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在科技发展使物力机械化向脑力智能化猛进的今天，转变发展方式尤其需要科技创新的推动。美国科学理事会原主席、斯坦福大学教授理查德.杰尔指出，科学的发展不是零和游戏，而是双赢游戏，是一种双赢的结局。科学技术的发展为转变发展方式提供巨大支撑，不但能够有效破除各种约束，加快缓解和解决发展面临的难题，而且能够大大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从而使竞争能力得到明显提升。事实证明，只有科技创新占据了制高点，转变发展方式才能够占据制高点。为了提高科技创新的协同和集成能力，必须选择和发展环境友好、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高的产业，以形成对转变发展方式的带动。近年来，对于唯GDP论的反思，以及各地主动下调经济增长目标，为转变发展方式留出了空间，减少了地方政府的后顾之忧，虽然以空间换时间对于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进程具有促进作用，但是转变发展方式的最终突破还是离不开人才和科技。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社会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坚持人才强国和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增强内生动力的必由之路，也是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制度安排，有利于加大发展方式转型的力度、广度和深度。
 
（四）加大科技创新与转变发展方式的融合
 
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背景下，转变发展方式不但对科技创新赋予了新使命，而且丰富了科技创新的内涵。科技创新的能力和水平不但决定了转变发展方式的能力和水平，而且决定了转变发展方式的质量。我国的未来发展，不仅要走生态文明之路，还要走高技术引领的创新之路，如果缺乏人才和科技的支撑，转变发展方式的目标将难以实现。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先进技术可以引进，但是技术创新能力难以引进，必须通过自身“强筋壮骨”而内生形成，这也是转变发展方式最难突破的关键所在。在此过程中，不仅涉及我国创新能力的培养问题，而且涉及科技创新的制度设计问题，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如果是创新能力不足，须重点解决人才资源开发问题；如果是创新能力难以有效发挥，则必须重点解决体制机制问题。我国现实中的人才创新能力和科技创新体制机制都存在问题，两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对转变发展方式形成障碍。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等学者曾在世界顶级学术刊物《自然》发文指出，如果中国科技发展不解决根本性的体制问题，最终将会导致事倍功半的结果。
 
（五）破解经济快速发展的负外部性问题
 
在现实中，经济发展的负外部性往往起因于生产者只考虑私人成本，而置外部成本于不顾，当外部成本明显大于私人成本时，就会形成好的外部性贡献少，坏的外部性贡献多的不利局面，从而引起外部环境的破坏和失衡，并对公共利益形成损害。近几十年来全球经济快速发展，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发严重超过了资源承载能力，破坏了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使得生态环境不断恶化，成为当今人类生存和发展面临的巨大难题。辨证唯物论认为，人的活动及其目的性不但揭示了人的生存特性，而且体现出人的存在状态。亚里士多德时代的政治学、伦理学、政治经济学被认为是三位一体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曾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一书中指出：“很长一段时间，经济学科曾被认为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表明经济活动在起源上是无法与伦理切割的，由此牵出了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社会责任问题，当前的转变发展方式应该是对这种责任的积极回应。
 
中国改革开放经过三十多年的持续发展，转变发展方式已经成为破解现实发展难题的必要之举，虽然它并不完全是一个经济过程，但是亦须遵循经济规律，在这一点上转变发展方式与其它市场经济活动具有相当的本质一致性。在自由市场经济环境下，转变发展方式行为不会无条件地发生，它必须接受一定的成本约束，其均衡点在于投入（人才和科技投入）与产出（发展效益）的权衡，如果转变发展方式的边际收益大于成本，则选择转变发展方式，反之亦然。所以，如果企业站在功利主义的角度思考，就不可能热心于转变发展方式，尤其这是一项艰巨而长期的战略任务，不是急功近利者所能忍受的，因此通过政府“看得见的手”来加以干预和引导是必须的，只有加大政策的引导和调控，不仅对现实的发展进行规范和约束，而且对未来的发展进行规划和引领，才能更好地减少经济负外部性带来的不利影响。

作者：袁兆亿，中国科学院理学博士，新兴交叉学科研究员。广东省人民政府实施珠三角规划纲要专家组专家、广东省管理创新和发展研究会理事长、中国人才研究会人才学专委会副会长。研究领域：管理创新工程、人才发展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