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几年一直在减税

　　问：据报道，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将在12月22日之前对一揽子税改法案进行表决。“特朗普税改”方案又使人们担心中国的制造业涌向美国，您认为中国该如何应对？

　　答：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其国内政策具有重大的外溢效应。“特朗普税改”方案将会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经济体产生影响。但是，减税政策是带有一定周期性刺激目的的政策，其稳定性较低，而且，制造业回流自奥巴马第一任期就已提出，但实际效果并不明显。根本原因在于，企业在哪个国家投资是综合考虑的结果，税收仅仅是其中一个决策影响因素。因此，对于制造业的发展，我们也应该考虑长短政策结合的因素。

　　对于中国来说，要转变税收思维，坚持并进一步加大减税力度。其实中国在近几年一直处于减税阶段并取得了一定效果。2017年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全年降低企业税负5700多亿元，所有行业实现税负只减不增”，2017年“全年再减少企业税负3500亿元左右、涉企收费约2000亿元”。

　　我们目前的税改力度和幅度仍显不足。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言，许多国家都在酝酿出台减税措施，在新一轮全球竞争中要有“抢跑”意识，用实际举措提高企业竞争力。

　　从长远的发展角度来看，提高我国制造业在国际上竞争力，我们还是应该重视以创新驱动为引领的改革与发展路径，改善营商环境，创造更好的创新条件。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方面，应该高水平地“走出去”，不能单纯追求数量，还应注重质量以及风险防范。

　　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一些风险和问题

　　问：中国企业“走出去”可能会面临所在国家和地区哪些风险和问题？

　　答：全球化智库（CCG）在社科文献出版社最新发布的《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2017》研究显示，海外政治风险、宏观经济风险、劳动纠纷风险、安全审查或政府阻挠风险等是中国海外投资者面临的最主要的不确定因素。此外，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出现了一些新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一带一路”倡议初期海外投资风险显现。“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正值全球经济增速乏力和经济全球化步伐放缓阶段。沿线国家在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开放程度、合作深度、执行力度上常常有所保留。各种“隐形壁垒”的客观存在使得相关协议的落实过程屡遭波折。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建设项目规模、资金需求量巨大，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经验不足、国际化水平不高等问题，使得初期投资风险上升。

　　二是东道国严格审查成为跨境并购受阻的重要原因。

　　三是跨境电商初“出海”风险高。随着近几年淘宝全球购、天猫国际、聚美优品、苏宁等跨境电商“走出去”浪潮迭起，其产业运输风险、海关报关、风险管控与监管等方面问题也开始逐渐凸显。

　　四是“走出去”的制造业面临向“高端智能化”转型难题。由于人工成本、人民币升值和贸易壁垒等因素，中国制造业在“走出去”过程中的成本优势逐步丧失。近年来全球制造业行业呈现出向南亚、东南亚等廉价劳动力地区转移的趋势，我国人力成本优势渐渐丧失。与此同时，制造业产能过剩的结构性问题促使我国大力加快制造业“走出去”的步伐成为必然。

　　五是海外产业园区模式亟待完善。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立是我国推进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途径。目前，我国境外产业园区发展仍处于摸索阶段，风险与优势并存，比如我国海外产业园区的建设经验欠缺，特别是缺乏整体的规划以及合理的企业资源配置，带来开发成本偏高、经营形式粗放、配套设施不完善等问题。

　　“走出去”要国际化人才，也要“抱团”

　　问：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为了解决问题、发展企业，本质上需要国际化人才，请问您对这个问题有何建议？

　　答：国际化人才不足是中国企业进行对外投资、扩大国际化经营规模、提高国际化管理水平的主要制约因素。我建议，政府层面，应继续放开国际人才政策，为进一步吸引国际人才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对于企业自身而言，需要具备国际化人才意识，注重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掌握语言能力、专业知识、行业规则的专业化人才，重构传统的人才培养战略。

　　具体建议包括：充分发挥中国前外交官和商务参赞的作用；加大使用海外华侨华人的网络力量；充分利用我国在海外的留学生资源；充分利用外国在华留学的优秀人才；用好曾在跨国公司工作的优秀人才；推进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中“本土化”人才战略；发挥海外中介服务机构专业人才的作用；加大全球招聘力度，提高管理队伍的国际化水平；建立海外研发中心吸引海外研发人才；加强本土国际化人才的培养。

　　问：为了规避风险、解决问题，“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是否有必要互相协调、抱团？可以从哪些方面来协调？

　　答：对“走出去”的企业面临的众多风险，企业海外单打独斗很难获得成功。近年来，更多的中国企业选择“抱团出海”共同开拓海外市场，成为企业间优势互补、分散海外投资风险的新模式。同时，政府也在积极引导企业采取强强联合的方式，鼓励“抱团出海”，实现海外协同发展，有效进行海外风险防控。

　　例如，我国正在通过建立境外工业园区的方式来实践企业“抱团出海”的模式。截至 2016 年底，我国企业在 36 个国家建海外园区 77 个，其中 56 个在“一带一路”沿线国。特别是“一带一路”上的境外工业园区，可以带动中小企业抱团“走出去”，规避风险，减少损失，并且推动我国制造产能和装备走进“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拉动社会融资、民营企业的深度参与，实现“国民共进”。

　　以园区输出模式的海外投资，是中国企业开拓全球市场的重要方式。为企业“抱团出海”提供新平台，可有效降低投资成本和风险。梯次输出式的“抱团出海”，可以有效推进全产业链配套“走出去”，在海外形成中国价值链。既降低了科技企业“走出去”的市场风险，也丰富了大型企业综合服务的技术含量，全面提升中国建设服务“一带一路”的产业力量。

　　一些行业的并购开始向价值链高端走

　　问：有些行业的企业近几年通过海外并购来使自己往价值链高端走，您觉得哪些行业的企业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

　　答：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涉及的领域中，制造业、信息技术、计算机软件服务业的并购开始向价值链高端走，倾向于获得设计、研发、营销、服务这些高端的生产要素，来提高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产业链、物流链中的地位。

　　从2016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领域来看，制造业海外投资势头强劲，占总投资比重的1/3以上。特别是重视对欧洲等发达区域的先进制造业的投资。

　　例如，2016年6月，美的集团提出以45亿欧元收购库卡集团，2017年1月正式完成收购，美的一举进入全球工业机器人四强行列；2016年8月，中国忠旺国际集团以23.3亿美元收购美国铝压延产品生产商Aleris Corportion。Aleris是全球第二大铝压延产品生产商，为航空航天、汽车和国防行业提供加工制品，是空客、波音、庞巴迪、奔驰、宝马等知名品牌的供应商。通过此次收购，忠旺集团大幅提升高端制造技术，并通过Aleris将国内的原铝产能嫁接到全球供应链中；2016年10月，腾讯控股86亿美元完成了对芬兰移动游戏开发商Supercell的收购，谱写了中国互联网企业最大规模收购案，同时成为近年全球手机游戏行业的最大金额并购案。

　　中国标准也在“走出去”

　　问：中国产品和服务“走出去”的同时，意味着中国在该产品或服务上的标准走了出去，您觉得中国企业目前在标准国际化方面做得怎么样？有何建议？

　　答：2015年10月，我国发布了《标准联通“一带一路”行动计划》。在全球科技竞争日益加剧的今天，能否掌握国际标准的制定权，已成为衡量一国实力的重要指标。

　　以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为例，它制定的2万多个标准已经被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普遍采用。截至目前，中国承担了ISO的50个技术委员会秘书处的工作，积极参与626个ISO技术机构的活动，占所有技术机构的89%。然而，我国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虽已取得长足发展，却与美、德、英、法、日本等国家存在差距。我国GDP总量2015年居世界第二，国际标准化参与度却名列第六，与GDP总量居世界第四、国际标准化参与度位列第一的德国形成鲜明反差。

　　有哪些原因呢？首先，中国标准研究人才缺乏，经费投入不足。其次，中国部分标准的内容和结构不完备。第三，中国部分标准缺乏完善的外文译本。

　　要解决这些问题，企业要注重纵深标准制定、翻译和对比验证，落实应用示范；政府要注重人才经费支持，完善翻译机制，推广中国标准；标准化相关机构要优化标准结构，开展标准学术研讨和推广实验。

　　人民币国际化要靠中国企业“走出去”推动

　　问：中国企业走出去，给人民币国际化带来了想象空间，请问您对此怎么看？

　　答：首先，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4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中的霸主地位。正是美元的这一国际化地位，对美国经济增长以及美国企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当前中国的人民币国际化也对中国跨国企业的发展扮演着重要角色。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拓宽中国企业海外投融资渠道，人民币国际化后，随着人民币不断输出，不但可以换取国外实际资源的大量进口，更重要的是人民币既是我国本币又是国际货币的地位，能大大拓宽我国企业利用资金的渠道。同时，还有利于我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保持资金和国际结算方面的优势。此外，还可以消除或减少汇率风险，有利于从以直接投资为主向直接投资间接投资并重转化。

　　其次，人民币国际化要靠中国企业“走出去”推动。货币问题对于任何一个足够大的经济体来说，尤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规模庞大且处于上升期的经济体来说，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2010年中国开始启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如果企业“走出去”在海外开展更多的项目，以人民币结算，人民币的国际化指日可待。人民币的国际化必须要靠中国企业在里面推动，缺少中国企业这一环，人民币不可能国际化。

　　多方共助中国企业“走出去”

　　问：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有关部门、智库、媒体各自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答：有关部门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制定者，有关部门需要保证政策的系统性、协调性、连续性与稳定性，对企业“走出去”提供保障和服务。比如我国可通过建立专门的《对外投资法》，弥补我国当前法律体系规范不足的短板，让海外投资可以依法进行。再比如，“走出去”需要相应的公共和社会服务， 政府部门应对信息服务、人才培训等社会服务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进行引导和必要的管理， 以调动社会资源为之服务。

　　智库可以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智力支撑。近年来，中国的海外投资迅速增长。2016年中国已连续两年稳居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但中国企业“走出去”并非一帆风顺，尤其是在全球秩序重构期，不确定、不稳定性因素增多，中国企业跨国投资面临的政治、经济、文化融合等风险因素显著增加。智库通过掌握相关信息、知识与数据，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进行系统性研究，可以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智力支撑。

　　媒体掌握传播的主导权，对于“走出去”企业进行海外品牌推广、企业危机公关应对、塑造和传播企业海外形象等方面有重要作用。“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要广泛接触海外媒体，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同时与国内媒体建立长期合作机制，实现合作共赢。

作者：王辉耀；现任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主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兼商会会长，2005委员会名誉理事长，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九三学社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侨办海外专家咨询委员会经济组召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