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中，总有不安分的天性。在我看来，把这种“不安分”的天性转化为动力，成就了40年前的改革开放。
 
　　对于孩子的“调皮捣蛋”，我总是比较宽容。我觉得，这是孩子的天性。我出生在“十年动乱”时期。现在想来，“动乱”也是满足了有些人不安分的需求。我小时候最深的印象之一是开批判会：台上的“地富反坏右”挂着牌子挨批，下面的很多人却很兴奋、有似于现在的明星演唱会或足球赛。
 
　　那时，无论是什么政治风向，无论是“批邓”还是“批判四人帮”，这些人都会被拉出来挨批、被指责为“走狗”、“爪牙”。不知什么原因，让我想起现在遍地召开的科技会议：无论是什么话题，不论懂还是不懂，总有些院士会跑到大会上发言。
 
　　改革开放以后，最大的变化是让人们把“不安分”的焦点转移了。
 
　　一个重要的改变，是重视学习了。
 
　　我爸妈的学校有位姓弭的“反革命”，负责挖大粪。他小时在日本人的学校里读过书，懂日语。他在宿舍外面挂起很亮的汽灯、教人学日语。周围村子里跑来了上百人，称他为“弭老师”。老弭特别开心、没有一分钱回报，却干的特别带劲。当时他还没平反，只是不开批判会了。有人甚至还说：老弭是不是要毒害青少年？
 
　　我爸是学校小有名气的数学老师，经常会有人找他。我的小学老师就曾在课上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是希望我爸帮忙解的几何题，同学们为之侧目。我的外公是梁漱溟先生的学生、解放前的小学校长。因为说过“农民的生活不如工人”、指责反右时“墙倒众人推”，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回家务农。平反后他就退休了，却经常做梦、重新回到课堂。而且，每次说起来，都非常激动。
 
　　读书不好的人，也把焦点转移了。
 
　　我姐姐有个同学，外号“老呆”。他成绩很差，多次留级。小学毕业以后，“老呆”就辍学了，跟着当厨师的爸爸卖油条，成为最早的一批“万元户”。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农村和企业的改革。
 
　　过去的农村真的吃不饱。我5、6岁的时候，奶奶家只剩下地瓜干了。我从玉米地里偷出来几个玉米回来，还不敢跟伯父讲。“偷东西”是很紧张的，那种感觉今天还有记忆。那时，生产队长每条吹哨子让大家上工。我还记得伯父说起某个干部总是出工不出力，大家都在地头上等他。改革以后，很快就吃饱了。
 
　　城市的变化也一样。蔬菜公司员工的态度变好了、附近的叔叔们经常谈论奖金，也让我记忆犹新。
 
　　我记得当时有一句话：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我想，让人们把“不安分”的精力转移到干正事上，而不是互相斗争，是40年前改革开放成功的主要原因。
 
　　当然，“不安分”的结果并非都是人们所期望的。
 
　　当时的年轻人开始追求“靡靡之音”，邓丽君的歌曲开始在大陆流行。年轻人喜欢穿“喇叭裤”，留“长鬓角”。为此，我还经历过多次“反对精神污染”的运动——包括港台歌星的“气声”唱法都在批判之列。现在看来很多很正常的事情，当时很多人却不能忍受。
 
　　据说，老先生的观点是：改革开放就是打开窗户、换换新鲜空气；打开窗户，新鲜空气进来了，蚊子苍蝇进来也难免；不能因为“苍蝇蚊子”就把窗户关上。我们有今天的自由，真的是衷心感谢老先生。
 
　　现在，我国社会发展处于一个新的阶段。国家必须依靠创新才能发展。要想创新驱动，关键还是要调动人的积极性、尤其是精英人才的积极性。而调动积极性，就要给人以更多的自由、包括思想上的自由、研究问题的自由。要给科技人员多一点自由、少一点指标化考核，让他们有精力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不是整天为了SCI苦恼。还要给各种各级管理者更多的时间去做正事，而不是无穷无尽的审核和填表。
 
　　对不同的思想要包容——古今中外，凡是社会发展到鼎盛时期时，总是会有更多的包容和自由。动不动就删人家的帖子，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也不符合老先生的一贯主张，对当前的改革发展肯定也是不利的。

作者：郭朝晖；宝钢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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