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我开始研究企业跨境并购问题，2008年得出结果，认为中国企业为提高企业竞争力，应该主要向发达国家和地区进行跨境并购。实证研究提出中国企业在逆向跨境并购的3-5年，应整体上表现出提升企业竞争力的效果。

从2007到2016年间，中国企业跨境并购规模增长迅速。从数据中我们发现，中国企业积极参与海外投资并购开始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这可能是由于随着2007年中国股票市场出现“牛市”，资产溢价明显，然而几乎同时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逐渐出现，加上2010年欧债危机，出现了良好跨境并购机会。而在2008年-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上市公司股价并未受到明显负面影响。因此，中国上市公司充分利用国际资产价格低位的机会，开展海外并购，获得国外优质资产。在2013-2015 年之后的几年中，中国资本出海投资并购的交易数量已经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增长，到海外去收购优质资产成了中国企业家们十分关心的话题。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并购在2016 年达到了历史性的高点，其中中国化工出价469亿美元收购瑞士农业化工和种子巨头先正达，成为中国目前金额最高的海外收购项目。

中国上市公司境外并购目的地分布，我们北美和欧洲等发达国家是并购的主要目的地国家，新加坡、日本、韩国等亚洲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也是主要目的地。发展中国家的并购案例仅占样本期内的7.1%（26个），也说明了针对发达国家的逆向并购是中国企业跨境并购的主要方式。

进行并购的行业主要是制造业，高新技术行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和资源类行业。这也再次验证了寻求技术资源、知识资源、自然资源等战略资源是中国企业境外并购的主要动机，而发达国家是技术资源和知识资源的主要集中地。

2017年，我与合作者（徐慧琳）继续对这个命题进行讨论。我们发现在中国企业逆向并购3年内，还没有明显证据表明企业竞争力得到了提高。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企业缺乏逆向并购和整合的经验，导致并购后的整合效果不佳。因此，我们进一步分析了整合效果不好的原因，发现制度因素（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对整合效果有明显影响，并得出了它们之间的作用关系，结果显示：首先，正式制度距离的系数为负却不显著，文化差异系数为负显著，说明两国间文化差异越大，对并购后绩效负面影响越大。第二，技术制度指数- 全球创新指数显著为正，这说明选择在创新丰富度和创造新知识能力高的东道国并购，增加了中国企业获得知识和技术溢出的可能性，显著提高中国企业跨境并购经营绩效，获得更好的协同效应。第三，吸收能力正向调节技术制度的正向作用，促进跨境并购后对目标公司技术吸收，获得更高经营效益。

本文2017年11月25日在2017《中国工业经济》青年学者论坛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前沿问题”研讨会宣读。作者：郑磊；战略与资本市场资深专家，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荷兰maastricht管理学院m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