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管理学家,华夏基石领衔专家施炜博士)
经常有人问我:什么叫命,什么叫运。对于“运”,我有一个定义。运很简单,就是你这一生所遇到的人。比如你遇到一个老师数学很好,那你的数学就学会了。我就是因为在南通上高中的时候,数学老师把我的数学教得很好。我以数学高分考上了人大的计划系。所以就遇上了彭剑锋、吴春波。我的命运的运就由此展开了。他们在给华为做顾问的时候我在深大教书,经常去看望他们。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一直做管理顾问差不多做了二十多年。这么一个过程里经历了很多事,见过很多企业,其中有二百多家上市公司,现在还在孜孜于此。
“命”其实也很简单,有两重定义。第一重是指一个人的先天的条件。第二重也叫宿命,意思是有些责任非你扛不可了。王小波写他到云南插队,浪费了很多的青春,最后在文章里说了一句脏话。他说:他妈的,老子认了。这是负面的一种宿命。还有一个中性的宿命的例子。我还有一个同学,两口子挺乐观,生了一个儿子是自闭症。但我同学比较乐观,说这种概率是万分之几,这是上天给我的命。还有一种是正能量的命。我们这个团队见识到了世界型的企业,助力企业这是我们的使命。我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是,我有一点使命感了。我年轻的时候兴趣太广泛,不聚焦。现在要聚焦,计划是一年写一本书。已经出了三本,在写第四本,就这样一点点的往前写。
那么我们写这些书是要完成一个什么样的使命?我觉得是要完成中国式的管理思考。
中国式的管理又有两个维度。我们不能凭空思考很多问题,要有实践的内容、理论的内容来参照。中国的企业至少有那么两三个企业属于世界型企业。华为是确定无疑的一个,美的是0.5个,歌尔声学、均胜电子,都在朝着世界级的方向走。所以从时间的维度来看,时机基本上要成熟了。从理论的维度来看,中国式的管理有一路是从新儒家的角度讲的,实际上它不是从企业的实践出发。它从儒家的原理、易经的原理出发,这些和我们的管理实践,产生了什么联系?它其实不是一个管理学的研究,而是儒家的理论在管理中的应用。
台湾曾仕强的研究是从中国人出发的,还比较接近管理。中国人有一个什么特点呢?中国人有什么样的人情世故?我们在沟通中,在团队协作中。那么你要注意的问题,基本上是儒家文化在组织行为学中的一些应用。这实际上也不完全是管理学。管理学从效率这个特定的问题出发,在实践中找到一个能够有依据的解决方法。找到的依据未必是普遍规律,但可能给别人以参考,有典型的意义。再说中国式管理。陈明哲是创造动态学理论的一个美国学者。他提出王道管理的思想,但这可能没有普遍性。现在华为的老师,包括陈春花老师都在研究中国式的管理。目前的研究结论是理念式的,包括变化的动机、狼的精神、灰度管理、以客户为中心等,其实有些只是一个方向,或是理念,而不是一个理论。比如营销理论,最简单也是4p,得有一个框架,有最简单的定位。有了定位的方法和设计的角度,虽然简单但也算一个理论。
现在,中国企业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层面,已经开始具备一定的基础。有一些突破可能会出现在华夏基石这个平台上。
如何来思考中国式的管理?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战略方向。另外一个方向,是真正的管理学,是研究组织的,包括研究企业文化、对人性的假设、包括组织行为里面的很多理论,包括领导力理论、领导风格、情境领导。其实都是围绕组织的打造、组织的建设以及组织的运行,主要是这个方向。
我们所谓的理论创新,可能要从这两个角度展开。比如说研究华为和美的的激励,在市场博弈中是怎么获胜的,能不能总结出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东西来。我们中国的深度分销是有普遍意义的,这是一个王者的战法。用在中国、非洲、印度尼西亚一样,效果都很好。我在战略的角度,能不能提出像深度分销这样的普遍性的东西、深度的理论来。另外一条路就是研究组织建设,包括培养人、开发人、激励人、约束人。这其中有没有符合中国人的文化和人性的一些东西?
这可能是我们这一代人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要做的一些东西。我经常和学生们说,做管理咨询非常苦,你必须从二十几岁开始做,做到五十多岁才有一点体会。我现在五十五了,感觉才刚刚有点积累。这期间经验一点都不能缺。你缺了经验,就没有办法谈管理。因为你见的人太少了,对管理怎么可能会有建树呢?所以我现在慢慢地往前拱,看能不能拱出一些东西来。这就是我们的宿命。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