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安然会计丑闻爆发后，有学者把它的董事会结构与同期巴菲特领导的Berkshire Hathaway公司的董事会结构进行了比较。读者会惊奇地发现，在安然由17人组成的董事会中，除了担任董事局主席的KENNETH L. LAY和担任CEO的JEFFREY K. SKILLING为安然的内部董事外，其余15人则全部为来自其他公司高管、非政府组织机构负责人和大学教授的独立董事。安然的公司治理结构无疑堪称董事会组织的典范。然而对照同期Berkshire的董事会结构，即使外行都能看出在由7人组成的董事会中光来自巴菲特家族的即有3人，其中尚不包括他的两位被称为黄金搭档的长期合伙人Charles Thomas Munger和Ronald L. Olson。让很多读者感到费解的是，偏偏在堪称董事会组织的典范的安然爆发了会计丑闻，但以任人唯亲的董事会结构著称的Berkshire Hathaway却波澜不兴。

　　今年是次贷危机爆发十周年。在最近学术界开展的次贷危机反思中，人们很自然地想到当年美国金融危机的重要制造者之一，“不仅不保险，而且成为全球性风险的策源地”的美国国际保险集团AIG。一些学者把AIG危机起源原因部分归咎于次贷危机爆发前其“公司治理结构的突变”。在汲取格林伯格时代公司治理制度设计缺陷的基础上，AIG在其离职后的2005年结合全球公司治理改革潮流，主要进行了三方面的调整。其一是缩小了董事会的规模，由原来的18人降为危机爆发前的14人；其二是提升了外部董事的比例，由原来占比约56%（18人中10人为外部董事）调整为危机爆发前的86%（14人中12人为外部董事）；其三，根据董事会不同职能方向，增设了提名等专业委员会。例如董事提名从由以前职责笼统模糊的“董事和管理层提名”改为由职责明确的专门提名委员会提名。那些批评上述治理结构调整的学者认为，“外部董事主导的董事会，看上去更加独立，但是这份独立的代价是专业性的丧失和内部控制的松懈”，由此成为导致AIG危机爆发的诱因之一。

　　将这几件偶然的事件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试图在其中建立一种可能的“逻辑”链条，那这一可能的逻辑链条是：董事会独立性的加强不仅没有实现预期的改善治理效率的目的，反而适得其反，成为导致危机爆发的诱因。尽管很多人都十分清楚，爆发会计丑闻的安然和卷入次贷危机的AIG公司治理改革恰恰遵循的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公司治理理论界和实务界所形成的董事会组织模式的共识。甚至Jensen在1993年召开的美国金融学年会主席演讲中公开鼓吹，董事会组织模式应该是“保持较小的董事会规模”，“除了CEO为唯一的内部董事外，其余都为外部董事”，以及“CEO和董事会主席两职分离”等。

　　那么，在公司治理实践中我们究竟应该加强还是削弱董事会独立性呢？

　　首先，虽然在董事会职能设定上具有战略咨询功能，但在实践中独董往往更加偏重监督功能，把经营不善责任更多归咎于独董有失公允。我们知道，之所以引入来自外部，身份独立的独董，其原因恰恰是独董挑战管理层决策的成本往往低于内部董事。在很多情形，不是存在职业依附的内部董事，而是更在意市场声誉同时更加独立的独董在可能损害股东利益的相关议案表决中出具否定意见。独董的上述职能定位决定了独董只是企业经营成功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更非充要条件。换句话说，如果发现AIG高管以内幕交易侵吞股东的利益，则独董责无旁贷；但把连金融工程专家都无法识别的次债衍生品的风险管理职责的板子打在专长各异的独董身上则有失公平。有效的内部控制不仅需要结合外部环境经营实践的变化在业已形成的内部控制制度基础上不断调整和完善，而且还需要专业会计事务所的外部审计和交易所和监管当局检查和查处的综合防御。这绝不是董事会，甚至仅仅由于独董人数改变可以扭转和改变的。试想AIG的内部董事如果从2人仍然回复到8人，甚至请已经离职的格林伯格重新执掌AIG就一定可以避免AIG的悲剧发生吗？可惜历史无法假如。

　　其次，独董发挥监督作用同样需要满足其基本的激励相容约束条件，在基本条件尚不具备的前提下指责独董未尽其职同样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Bebchuk and Fried曾经说过的“（外部）董事在成为解决代理问题的途径的同时，自身也成为代理问题的一部分”。这意味着，在强调独董通过参与管理层薪酬制定在解决管理层的激励问题这一基本的公司治理问题的同时，我们还必须同时关注独董自身的激励问题。

　　具体到中国公司治理实践，从中国资本市场推出独立董事制度起，独董就与“橡皮图章”和“花瓶”等联系在一起。这其中既有独董的产生机制（从朋友和朋友的朋友中产生，并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独董市场）、聘请独董的复杂动机（当初不少企业通过聘期前政府官员担任独董建立政治关联）、独董自身的激励不足（津贴性的独董薪酬，不与独董自身的努力与风险分担挂钩）等制度层面的原因，又有逆淘汰说不独董的任人唯亲文化等文化层面的原因（关于独董为什么没有发挥预期作用的更多讨论请参阅郑志刚《中国公司治理的理论与证据》（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11月）一书）。我们看到，有时不是独董不想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的问题，而是当基本的激励相容约束条件没有得到满足时无法发挥作用的问题。这使得独董看上去显得无所作为，甚至无奈地与“橡皮图章”和“花瓶”等联系在一起。

　　再次，鉴于目前中国很多上市公司存在“中国式内部人控制”问题，在公司治理实践中，主要问题不仅不是董事会独立性是否应该削弱的问题，而是应该如何加强的问题。在中国很多上市公司中，由于金字塔式控股结构下所形成的所有者缺位和大股东的“不作为”，董事长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改革开放以来并不太长的现代企业发展历程中，几乎每一个成功企业的背后都有一个王石曾南式的企业家，并成为这一企业的灵魂和核心人物。再加上种种有形无形的社会连接和政治关联，这些网络和链条共同交织在一起，使得看起来并没有持有太多股份，从而相应的责任承担能力的董事长成为典型的“中国式内部控制人”。这些“内部人”可以利用实际所享有超过责任承担能力的控制权，做出谋求高管私人收益的决策，但决策后果由股东被迫承担，造成股东利益受损。我们这里之所以把它称为“中国式内部人控制”，是由于在我国一些上市公司中，内部人控制形成的原因并非引发英美等国传统内部人控制问题的股权高度分散和向管理层推行股权激励计划，而是与中国资本市场制度背景下特殊的政治、社会、历史、文化和利益等因素联系在一起（《中国公司治理困境：当“内部人”遭遇“野蛮人》）。

　　通过提高董事会的独立性，形成对内部人控制一定程度的制衡显然对于缓解中国公司治理实践中存在的中国式内部人问题十分重要。中国从2002年开始推出独立董事制度，长期以来上市公司一直执行独董比例不能低于董事会全体成员的三分之一的规定，迄今已经超过15年。给定目前中国式内部人控制格局，内部人并没有太强的激励引入更多的独董来制衡和监督管理层。这使得三分之一的规定很大程度成为公司为了上市而被迫履行的基本合规性要求。从十多年推行独董制度的经验证据来看，中国资本市场在引入独董制度后公司绩效确实得到改善。这表现在独董比例与企业绩效呈现显著和稳健的正相关关系。毕竟独董需要在关联交易、抵押担保等重要涉嫌损害股东利益的问题上需要出具独立意见，客观上增加了信息的透明度和内部人损害股东利益的成本；而且很多案例表明，一些独董在有损股东利益的议案中出具了否定性意见。从解决中国式内部人控制问题的现实需求出发，我们在此建议监管当局应该考虑提高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比例，使来自外部，身份独立，注重声誉的独董成为制衡内部人控制的重要力量。

　　最后，同样重要的是，随着中国资本市场进入分散股权时代，上市公司将面临越来越多的接管威胁和股权纷争，需要“身在其中，同时能置身事外”的独董扮演重要的居中调停角色。在资本市场进入分散股权时代后，内部人遭遇野蛮人所引发的股权纷争将成为很多公司不得不面对的公司治理议题。理论上，独董既非单纯的外部人，毕竟独董比其他任何第三方更加了解公司经营管理的实际情况；同时独董也非存在利益瓜葛的内部人。因此，信息相对对称同时利益中立的独董成为在“内部人”和“野蛮人”的股权纷争中合适的居中调停者。

　　我们猜测，在万科股权之争的案例中，如果是由当时力量已经足够强大的独董居中协调，并最终通过股东大会表决，一方面向在位企业家推出金降落伞计划，使其主动放弃反并购抵抗；另一方面由独董主导的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在听取在位企业家和新入主股东意见的基础上，按照实现公司持续稳定发展的原则，遴选和聘任新的经营管理团队，则万科最终的结果也许比现在的结果更加符合市场的预期。当然，由于目前独董力量的相对弱小，同时在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和建立良好的市场声誉上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在类似万科的股权纷争发生后，独董是否能够成功扮演可能的居中调节者角色，至少从目前看来，中国资本市场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现在让我们回到最初引出我们问题的AIG董事会结构。次贷危机爆发至今已经过去十年了，在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中成长的AIG会在董事会结构上做出哪些重要改革呢？我们看到，在AIG目前由15人组成的董事会中，除了CEO外其余的14位成员全部为独立董事，董事会独立性在次贷危机发生十年后不是调低了而是进一步提高了。我们不妨再看一看当年安然事件爆发后由于采取传统董事会组织结构而名噪一时的Berkshire董事会结构。值得我们关注的是，Berkshire同样提高了其董事会的独立性。在12位董事会成员中，独立董事占到其中的8位，占比达到67%。

作者：郑志刚；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应用金融系主任、教授